中华王姓主体支派的文化与血缘寻根 王大良

谨以此文献给天下近亿王氏宗亲，恭祝新年快乐——

中华王姓主体支派的文化与血缘寻根

王大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教授）

寻根是人的天性，溯源报本、尊祖敬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祖先血脉和生命的接力者，今天的中国人都肩负着弘扬祖先恩德和衍传子孙后代的神圣职责。特别是对那些漂泊在外、流落异域的游子来说，更容易产生对故土、对祖先的深切眷恋。近年来，由海外华人推动、国内各地持续形成了一种以姓氏为纽带的寻根热潮，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寻根活动，进而表现出了令人震撼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王姓作为人口最多的中华大姓，也是这种寻根活动中的主力。尤其是尊奉周灵王太子晋为祖先的王姓人，无论是出自琅琊王氏、太原王氏、开闽王氏、三槐王氏或它们的分支，都是王姓寻根的主体。面对这种寻根大潮，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特别是怎样看待王姓或主体王姓的根呢？我在2013年11月金门召开的第十一届世界王氏恳亲联谊大会上提交的主题报告“中华王姓主体支派的血缘与地缘之根”中曾指出，主体王姓的根主要包括血缘之根和地缘之根，其中血缘之根在于主体王姓共同尊奉的祖先周灵王太子晋，地缘之根则在太子晋当年生活的东周国都或其附近，亦即今天的河南洛阳市一带，当地至今还有太子晋墓葬及其当年居住的国都遗址。其实，上述这种血缘之根和地缘之根都不过是王姓之根的两个方面，除此之外还应包括文化之根和主体王姓在太子晋这一血缘总根之下各个支派的血缘之根，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寻根和血缘寻根等。本文便是在探讨主体王姓血缘之根和地缘之根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文化之根和相关支派的血缘之根、文化寻根和血缘寻根等问题，以此就教于广大王姓宗亲。

一、主体王姓的文化之根在太子晋

所谓主体王姓，或者说王姓的主体支派，一般是指尊奉周灵王太子晋为祖先的王姓人。这些人在太子晋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又进一步分出琅琊王氏、太原王氏、开闽王氏和三槐王氏四大支派。四大支派的共同特点是无论可考的历史开始于何时，都共同认为是太子晋的后代。在此之外的王姓人尽管来源众多，但无论是人口还是影响都难与太子晋的后代相比，并不被认为是王姓的主体。

如果进一步研究主体王姓尊奉太子晋的历史，便可发现，无论是主体王姓的琅琊王氏还是太原王氏、开闽王氏、三槐王氏，或者上述四大支派中的任何一个支派，或者由四大支派进一步繁衍而出的分支，其历代典籍和家谱中几乎都有与太子晋关系的明确记载，这也说明太子晋的确是主体王姓的文化之根。所谓文化之根，也就是王姓的文化源头，是王姓从其他姓氏分出以后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现象或精神成果。我在几年前所写的“中国姓氏的文化价值与当代意义”一文中曾指出，王姓人所使用的姓氏“王”也与其他各姓的姓氏一样，都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一种狭义的文化，具有多元的文化特征。如就其来源看，王姓人所使用的姓氏“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起源以后的发展中不断壮大，并先后具有了共享性、习得性、象征性、整合性、适应性和变迁性等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其实也是文化的特征。王姓在起源后为王姓人共同享有，并通过社会化的过程而传给下一代，进行与生物遗传并行的社会遗传和文化遗传。尤其是在这种文化遗传中，每个王姓人都会从呀呀学语开始被家人告知自己姓王，具有了文化传承的习得性，而“王”字也作为符号系统具有了王姓文化的象征性，尊祖敬宗、祖先崇拜等也都是这种象征性的进一步表现，天下王姓人也在相互适应的基础上和谐一致地被整合在“王”这一整体之下。在这种意义上，不仅来自不同地方的人都是姓“王”，而且不同的民族也使用共同的“王”字，具有多元一体的突出特点。此外，在文化的适应性、变迁性等方面，主体王姓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发生变迁，或因避讳、避祸、避乱、入赘、被收养、求发展、假冒等原因而变化，与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一样都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正因王姓本身具有文化意义，而这种文化又有其源头，追本溯源，太子晋就是主体王姓的文化源头，由他开始才有了主体王姓。

关于太子晋是主体王姓文化之根或文化源头的说法，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记载大约出自东汉人王符所撰的《潜夫论·志氏姓》中，即“周灵王之太子晋，……世人以其豫自知去期，故传称王子乔仙。仙之后，其嗣避周难于晋，家于平阳，因氏王氏”。东汉以后，太子晋作为主体王姓祖先的说法逐渐被发扬光大，经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不断被强化，由宋元明清至今都是共识。综合来看不同时期的文献、谱系、墓志、佛经、诗文等关于太子晋和主体王姓关系的记载，尤其是东晋孙绰《丞相王导碑》，南朝齐《故永明敬太妃墓志铭》、梁陶弘景《真诰·延象篇》、任昉《王文宪集序》、陈徐陵《晋陵太守王劢德行碑》，《北魏王绍墓志》、《王诵墓志》，唐章怀太子李贤《文选》注引《琅琊王氏录》、李翰《凤阁王侍郎传论赞并序》、林宝《元和姓纂》、李白《感遇》、刘禹锡《王质神道碑》、李珏《王衮墓志铭》，北宋邵思《姓解》、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等等，内容几乎大同小异，也是今天许多人自称是太子晋后代的基本依据。其中《丞相王导碑》记载说“公胄兴姬文，氏由王乔”，也就是说，孙绰认为丞相王导的姓氏来源于王乔（太子晋），王乔是周灵王太子，属于王子，所以才被称为王乔。再如《齐故永明敬太妃墓志铭》里说永明敬太妃王氏“其先周灵王之后”，意思是说，王姓因为是周灵王的后代而姓王，姓氏来源于固有的王者身份。这条资料中所说的齐永明敬太妃王氏出自琅琊王氏，生活在南朝初年，她去世后别人在为她所写的墓志上有这样的记载，显然是进一步光大了前述《丞相王导碑》所说的“氏由王乔”的说法。又如《真诰·延象篇》也说“王子晋父周灵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晋，太子也，是为王子乔”，直接把太子晋称为王子晋或王子乔，说明也同样把太子晋当成了王姓始祖。又如《北魏王绍墓志》里，也说“子晋资储仙命氏”，意思是说王绍的姓氏来源于太子晋。又如李翰《凤阁王侍郎传论赞并序》中说“王氏之先，盖出于有周。……有太子晋者，登仙于伊洛之滨，其后代子孙，遂称为王氏”，实际上也是沿袭了南北朝人的说法。又如唐章怀太子李贤的《文选》注引《琅邪王氏录》说“王氏之先，出自周王子晋”，同样是沿袭南北朝人的说法。另一位唐朝人林宝根据当时达官贵人家谱所编的《元和姓纂》中也说“王姓，出太原、琅琊，周灵王太子晋之后”，与前引《齐故永明敬太妃墓志铭》中的记载相近。与林宝大约同时的李珏在所写的《王衮墓志铭》中说“王氏之先，本于周灵王太子晋，以忠谏废，天下之人谓之王家”，更是明确指明了主体王姓与太子晋的关系。另外，北宋人邵思在《姓解》中也仍然认为“王，周灵王太子曰晋，世传晋登仙，是王家之太子，遂称王氏”。至于至今仍被主体王姓人作为最权威的、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里关于主体王姓中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等来源的记载，更加明确、系统地指出它们都是太子晋的后代，即：“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八世孙错，为魏将军。生贲，为中大夫。贲生渝，为上将军。渝生息，为司寇。息生恢，封伊阳君。生元，元生颐，皆以中大夫召，不就。生翦，秦大将军。生贲，字典，武陵侯。生离，字明，武城侯。二子：元、威。元避秦乱，迁于琅琊，后徙临沂。……太原王氏出自離次子威。”上述这些都说明，至少自东汉到宋代都有关于王姓来源基本一致的记载，都认为王姓出自太子晋。作为主体王姓的一位先祖，太子晋在千百年前就得到了广泛认可。

当然，在相关家谱或碑刻墓志中，也可以见到某些主体王姓支派的某些房支尊奉太子晋以外的人为祖先的记载，但这样的记载并非主流，并不影响太子晋作为主体王姓文化之根的地位。比如根据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研究，在三国到唐代时，的确有碑刻墓志中写着太原王氏并非是太子晋的后代，而是另有所出。其中在三国魏《王基碑》、北魏《勃海太守王偃墓志》、唐《王仲舒神道碑》中都说太原王氏出自春秋时期的齐国大夫王子成父，在唐贞元年间（785―805年）王颜所撰《王卓神道碑》中说太原王氏出自周平王孙赤，还有一些碑刻墓志说太原王氏出自周文王或后稷。在守屋美都雄之后的近几十年中，随着唐末以前碑刻墓志的大量出土和其他文献资料的不断被发现，又有了关于太原王氏来源的更多说法。这些说法与守屋美都雄所举的几种说法一样，虽然看上去似乎都有所据，但实际上大多是一家之言，缺乏像来源于太子晋那样的影响力，因此也不影响太子晋作为主体王姓文化共祖的地位。

另外，关于主体王姓的文化之根问题，所应提及的是太子晋也有自己的血缘所出，有自己的父亲周灵王，以及在周灵王之前的周武王、周文王、古公亶父、公刘、后稷，乃至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始祖黄帝。但这些人对主体王姓来说不仅血缘关系更远，更为重要的是在太子晋以前的王姓还没从周朝王族中分出，姓氏是“姬”而不是王。关于这点，正像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王质神道碑》中所说的那样，王姓“始得姓自周灵王太子晋，宾而天仙，时人号曰王子，因去姬而为王氏”。意思是说，太子晋开始从周王族中分出，子孙也不再以周朝的国姓“姬”为姓，而是以王为姓，他也因此成为王姓人的祖先。由于太子晋之前的列位祖先还都算不上是主体王姓的真正源头、文化之根，因此，主体王姓文化之根仍是太子晋。

二、王吉与琅琊王氏的血缘之根

如上所述，主体王姓在太子晋之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形成了琅琊王氏、太原王氏、开闽王氏和三槐王氏四大支派。四大支派除具有尊奉太子晋这一共同特点外，还有各自的传说历史和大致与历史相符的客观历史，其较为客观历史上的那位开基祖实际上也就是其血缘之根。这种血缘之根是指具有血缘意义的先祖，即具有直系血缘关系、传承有据的最早先祖。这样的先祖不仅可以通过生物遗传把自己的生理特征遗传给子孙后代，而且还通过文化的共享性、习得性、象征性、整合性、适应性和变迁性等进行文化遗传。显然，这样的血缘先祖与太子晋那样的文化共祖有所不同，我们因此也称他们是主体王姓不同支派的血缘之根。

在上述意义上，主体王姓四大支派之一的琅琊王氏血缘之根在西汉博士谏大夫王吉。从琅琊王氏发展的本身看，正像我在《中国古代家族和国家形态——以汉唐时期琅琊王氏为主的研究》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其在太子晋以后至王吉之前的历史虽然不乏记载，甚至还有较为详细的世系传承记载，但其中大多于史无据，文化上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血缘意义。如前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便提到太子晋至王吉之间的世系，另在唐人李翰《宰相王方庆传论》、李珏《王衮墓志铭》等唐代墓志中也有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大致相同的记载。其中，《宰相王方庆传论》称“王氏之先……有太子晋者，登仙于伊洛之滨，其后代子孙，遂称为王氏。考其绵系，不亦远乎。既而姬氏运穷，战国蜂起，有错为魏将，翦为秦将，咸以武功，翊扶霸业，宏谋远略，二国赖焉。自秦至汉，有吉有骏，为汉代名贤”，《王衮墓志铭》称太子晋“八世孙错，七世而生翦，仕秦，复为大将军。翦七世而生吉，仕汉为谏大夫，去官全道，隐于琅琊之皋虞”。上述两种记载虽有详略不同，但内容几无差别，应是唐代或其以前的流行说法，稍后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也只是让这种说法更为具体。但必须指出的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涉及的太子晋以后至王吉之前的人物虽多，但人物事迹大多不可考，即使可考者也因大多得不到证实而不免让人生疑，因此严格来说仍是琅琊王氏历史的传说时期。直到西汉昭、宣时期，由于琅琊王氏出了位博士谏大夫王吉，才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历史。对此，《晋书·王祥传》说王祥“琅琊临沂人，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也”，汪藻《世说附琅琊临沂王氏谱》说“琅琊王氏本居皋虞，后徙临沂。汉大夫吉”，无不把王吉当作琅琊王氏兴起的关键人物。

王吉，前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他是太子晋裔孙，出自太子晋19世孙、秦武城侯王离。王离长子王元避秦乱迁到琅琊，王吉作为王元的四世孙而始家皋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但类似记载不见《汉书》本传，大约出自汉代以后的琅琊王氏家谱。《汉书》本传说王吉在年幼时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后又举贤良，任昌邑中尉，因故被髡为城旦。汉宣帝时复出为官，任益州刺史，后官至博士谏大夫。他除政治上有所建树外，还是一位著名经学家，兼通五经，对《论语》的造诣尤深，是当时名儒之一。由于他为琅琊王氏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此后，他的儿子王骏、孙子王崇等人都知名于世，琅琊王氏也因此被认为“有累世之美”，成为累世相继的政治世家，跻身于天下名族之林。

琅琊王氏在王吉之后，直到唐末五代，其家族历史除在东汉早、中期一度沉寂无考外，一直是贤才相系、爵位蝉联、世系不断，而其中尤以东晋南朝时期最为辉煌，被誉为“百世卿族”或“侨姓首族”。不仅如此，琅琊王氏还是其他许多王姓支派的总根所在。仅在主体王姓的四大支派中，开闽王氏基本被认为出自琅琊王氏，三槐王氏被不少人认为出自琅琊王氏，太原王氏传说时期的先祖王威也是琅琊王氏的先祖王元之弟。但无论如何，如果从较为客观的角度看，琅琊王氏可信的源头仍是王吉，王吉的确是琅琊王氏的血缘之根。

三、王霸与太原王氏的血缘之根

与琅琊王氏不同，太原王氏的血缘之根在东汉征士王霸。尽管在前引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于1951年出版的《六朝门阀研究——太原王氏系谱考》一书中曾指出，早期的太原王氏实际上分为祁县王氏和晋阳王氏两支，其中祁县王氏可考的始祖是东汉献帝时的司徒王允，晋阳王氏始祖是比王允更晚的王柔、王泽兄弟，但这种说法与前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民间流行已久的说法并不相同。其中由前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相关记载可知，汉扬州刺史王威“九世孙霸，字儒仲，居太原晋阳，后汉连聘不至。霸生咸，咸十九世孙泽”，亦即至少在太原王氏的晋阳王氏一支中，在唐宋时期的主流观点是尊奉东汉征士王霸为祖先、把他像琅琊王氏的王吉一样当作居住在当地的始祖的。因此，基于本文此前关于血缘之根的定义，我们也把王霸视为太原王氏的血缘之根。

在记载东汉历史的《后汉书》里，王霸有专门的传记。传记中说他是太原广武人。广武是西汉时开始设置的县，治所即今山西代县西南的古城。西汉时的太原郡还有一个晋阳县，治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古城营西古城。西汉以后，广武由雁门郡管辖，而晋阳仍属太原，为郡治。《后汉书》称王霸为太原广武人，实际是沿袭西汉旧称。

王霸主要生活在两汉之际，有盛名，王莽代汉后辞官不仕，东汉初年应召入京师洛阳，司徒侯霸曾一度打算让位与他，后因阎阳等人反对而作罢。其后因病辞官，隐居于家，朝廷连征不就，被称为“征士”，后来以寿终。因为他是太原郡一带有史可考的第一位王姓名人，便被后人尊奉为太原王氏始祖。但值得一提的是，《后汉书》称王霸家于广武，《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则说他家于晋阳，二者记载并不一致。不过，这种不一致并没有影响他被后来的太原王氏当作祖先。如在北魏太昌元年（532年）《王温墓志》中，便说出自太原王氏的王温“启源肇自姬文，命氏辰于子晋。汉司徒霸、晋司空沈之后也”。也就是说，王温被认为是太子晋和王霸的后代。这里称王霸为司徒，也是说他曾被朝廷以司徒的名义征召。又如唐景龙三年（709年）《王佺墓志》：“伊昔定氏，周太子之登仙；洎乎命官，秦将军之建策。晋阳分族，表征士之子孙”；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王景先墓志》：“洪源导于貤轩后，命氏浚于周室。英声茂实，可胜言哉。洎汉征君霸貤于大父唐处士文素”；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王承法墓志》：“自周灵王太子晋避世，隐居嵩丘，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五代孙霸”。上述这些墓志都把王霸当作太原王氏在太子晋以后的重要祖先，至少说明在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太原王氏都把王霸当作始祖，而这种始祖当然也就是文化源头或血缘之根。

另外，还应指出的是，尽管王霸是太原王氏的血缘之根，但在王霸之后的历史发展中，或者确切地说在东汉初年到东汉末年时，太原王氏的历史发展线索并非那么清晰，其世系传承也有脱误，这也正是前举守屋美都雄质疑王霸在太原王氏历史上地位的原因所在。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我们联系其他相关记载，便可知道太原王氏晋阳支的可考历史的确开始于东汉末年的北中郎将王柔和代郡太守王泽兄弟。但王柔和王泽与王霸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早期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直到两宋时期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古今姓氏书辩证》等书才说他们是王霸之子王咸的十九世孙，而这种说法也经不起推敲。因为在王霸子王咸至王柔、王泽兄弟之间，时间仅有一百多年，按照我国传统的大约30年传一代的代际传承规律，无论如何也传不了十九代。这种“十九世孙”的说法大约出自唐代太原王氏的私家谱牒，缺乏历史的证据。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里“十九世孙”中的“十九”大约是“六”之误，在自右至左的竖排文体中的“六”写的稍开就近似“十九”，有亥豕鲁鱼的可能。

至于太原王氏早期的另一重要分支祁县王氏，可考的始祖是东汉献帝时的司徒王允，也被认为是王霸之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王霸长子王殷官至东汉中山太守，食邑祁县，遂为县人。王殷四世孙王实有三子，其长子便是王允。《后汉书·王允传》还说王允先人“世仕州郡为冠盖”，说明祁县王氏至少在东汉中叶以前就已名扬乡里。但它真正为天下所知，还是因为在东汉末年出了王允这位著名政治家的缘故。

四、王晔与开闽王氏的血缘之根

与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血缘之根可以分别追溯到两汉时期不同，开闽王氏的血缘之根是唐朝中后期的光州定城令王晔。

如前所述，开闽王氏作为主体王姓的一大支派，基本被认为出自琅琊王氏。在至今可见的唐宋时期文献中，大多有出自琅琊王氏的相关记载。如在今福州市闽王庙中所立的唐天佑三年（906年）《王审知德政碑》便记载：“公名审知，姓王氏，琅琊人也。后以大祖就禄光州，因家于是郡焉。”另一通立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 的《重修王审知庙碑》也说：“公名审知，字祥卿，姓王氏，本琅琊人，秦将翦三十四代孙。高祖晔，唐贞元中，为光州定城宰，有善政以及民，因迁家于是郡，遂为固始人矣。”以上两碑所记载的内容大致相同，都认为开闽王氏出自琅琊王氏，只是在《重修王审知庙碑》中增加了“秦将翦三十四代孙”一句。至于开闽王氏究竟出自琅琊王氏的哪一支，不少后来编修的家谱中都把王审知与唐武后宰相王方庆联系起来，说他是王方庆第五子王晔的玄孙。王方庆是确切无疑的琅琊王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也明确记载他有个排行第五的儿子王晔，但这位王晔是否就是上引《重修王审知庙碑》中所说的王审知“高祖晔”，其实还有让人存疑之处。我在几年前所写的“王审知入闽和闽台人光州固始之根”一文中曾指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王方庆第五王晔官至殿中侍御史，有子名儇，挽郎。但这一殿中侍御史官职不仅与上引《重修王审知庙碑》中的王晔任职光州定城宰不合，也与《新唐书·王潮传》或许多开闽王氏家谱中所记载的王晔官至固始令不同。再者，殿中侍御史官居从七品下，而固始县令为七品，二者的品级也不相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再翻阅两唐书《王方庆传》便可知道，王方庆是个大约生在唐太宗贞观末年、又在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去世的人，他的第五子王晔即使是他的遗腹子，也是唐代中叶以前人，不可能像上引《重修王审知庙碑》中所说的那样在“唐贞元中，为光州定城宰”。因为贞元是唐德宗年号，相当于公元785－804年，已是唐代中叶以后。由于生活时代并不一致，王方庆第五子王晔与王审知高祖王晔不太可能是同一个人。

尽管开闽王氏与琅琊王氏的关系还存在一些疑点，但从王审知高祖王晔开始，开闽王氏的世系传承便变得清晰、具体，可信度也不容置疑。如在王审知长兄王潮于《新唐书》的传记中，说“王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晔为固始令，民爱其仁，留之，因家焉。”又如前引《王审知德政碑》和《重修王审知庙碑》也说，在王审知高祖王晔家于固始之后，王审知“曾祖友名，赠光禄卿。王父玉，赠秘书少监。父恁，赠光州刺史，继赠太尉。公即太尉之季子也”，或者说“曾祖友，赠光禄卿。祖蕴玉，赠秘书少监。父恁，累赠至太尉、光州刺史。公即太尉之季子也”，其中除王审知祖父的名字有异外，其余几乎完全相同。据此，我们大约可知王审知的高祖王晔在唐德宗时任职于光州定城(光州治所，今河南潢川)、固始(潢川东)一带，因任职期间深得民心，期满后为民所请，留居当地，成为这支王姓人的始祖。此后，王晔子王友、孙王玉、曾孙王恁生前都没获得功名，玄孙即王审知。由于王审知及其两位兄长王潮、王审邽在唐末大乱时因“材勇”而参加农民军并逐渐坐大，向东南沿海发展，王审知本人后来还成为五代十国之一的闽国开国君主，这支王姓人也迅速崛起，进而发展成为主体王姓的一大支派。

通过上述这种回顾开闽王氏起源的历史便可发现，王审知高祖王晔在开闽王氏早期历史上的确是一位关键人物。尽管研究界对他是不是唐武后宰相王方庆第五子还存在争论，并不影响他作为开闽王氏始祖的地位。由于开闽王氏在他之后才有了确切无疑的历史，因此，把他尊为开闽王氏的血缘之根，应该是有充分依据的。

五、王言与三槐王氏的血缘之根

在开闽王氏于唐代中后期兴起后的几十年，主体王姓又在唐末五代时期兴起了被称为三槐王氏的一支，其血缘之根是当时的滑州黎阳县令王言。

如前所述，三槐王氏被不少人认为出自琅琊王氏，其开基祖王言是唐昭宗宰相王抟的第四子，王抟则是前举武则天宰相王方庆的八世孙，《新唐书》有传，《宰相世系表》也明确把王抟列入琅琊王氏。但这种三槐王氏出自琅琊王氏只是关于三槐王氏来源的一种说法，除此之外还有出自琅琊王氏其他分支、甚至出自太原王氏等说法，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以致形成著名的三槐王氏上源之争。综合来看这种争论，实际上也是关于三槐王氏血缘之根的争论，并不影响王言作为三槐王氏始祖的地位。

比如，关于三槐王氏出自琅琊王氏的唐昭宗宰相王抟的说法，其依据主要是清代王庸敬等人编修的《王氏通谱》，以及《三槐王氏宗谱》所附王国栋《修谱辩异》。其中《王氏通谱》说：“三槐派自唐滑州黎阳县令言始，其所自出载琅琊派中。言因祸占籍魏州莘亭县，孙祜尝于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遂号三槐王氏。”《修谱辩异》则进一步指出：“三槐王氏系出琅琊。唐季，黎阳令讳言者避难居大名，隐其宗望。然吾祖黎阳令系丞相抟之子，《特晋公传》中未曾首叙丞相抟，是以后人不能无疑焉。今查桑维翰《题黎阳公像赞》云：‘公之先系出太原，嬴秦乱离，避居琅邪，后遭蓝田之祸，遂占籍东京。’核之史鉴，唐光化三年六月，丞相抟赐死蓝田驿，是蓝田之祸，别无他人。”该家谱又叙述自己的家族源流说：“王氏之先，……晋丞相导。导九世孙褒，江陵陷，奔后周，封石泉公，家渭南，为石泉王氏。褒十二世孙抟，相昭宗，封鲁国。遭蓝田之祸，其子言遂占籍魏郡之莘亭。”上述是说，三槐王氏出自琅琊王氏，其开基祖王言是唐昭宗宰相王抟之子，其根据主要是五代时人桑维翰《题黎阳公像赞》中“后遭蓝田之祸，遂占籍东京”一句，并以此推断蓝田之祸是指王抟在蓝田被赐死一事。事实上，桑维翰有关的话在今天已无从查考，其中“蓝田之祸”也未毕指王抟赐死一事。更何况王抟虽确系出自琅琊王氏并名载两唐书，但其中并未提到他有一位名为王言的儿子。即使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里，也只说他有三个儿子，即王倜、王倓、王伦，并没有提到王言。因此，上述这种把三槐王氏与琅琊王氏及王抟联系在一起的做法还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或者至少存在着一些让人生疑之处。

再者，在三槐王氏出自琅琊王氏的唐昭宗宰相王抟之外的说法中，一种说法是起源于唐代，是莘县尉王练的后代，王言则是王练的六世孙。据《三槐堂王氏家谱》收录的《初纂王氏家乘受姓源流序》记载：“方则，光禄卿，再传至练，为莘县尉，遂徒莘。历数传，至言公，令黎阳。”这里的方则即《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里提到的北周石泉侯王褒曾孙王方则，在王方则的孙子辈的确有个叫王练的人，王练名下也确有“莘尉”二字。不过，按时间推断，王练应是唐朝初年人，而王言生活在唐朝末年。如果王言是王练的后代，其生活时代要晚王练200多年，与王练之间应该不止传6代。因此，这种说法也有经不起推敲之处。

还有一种三槐王氏出自琅琊王氏的说法，认为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代。对此，清朝人王庆洪等人编修的《延政王氏宗谱》、重庆巴南区南龙乡《王氏族谱·王氏小引》都有明确记载，《王氏族谱·王氏小引》还说“稽我王氏……至羲之公，徙居会稽山阴县，十数传至佑(祜)公……以直道不容于时，尝手植三槐于庭”，其中的王祜是王言的孙子。另在其他一些家谱中，甚至还列出王羲之至王言之间的世系，其中不仅把见于《隋书》《南史》等记载的隋朝大将军王猛当作王羲之的后代，还把见于两唐书的唐朝名臣王冕当作王言的父亲，与史书相比都有难以弥缝的疑点。

至于认为三槐王氏出自太原王氏的说法，最早据说与北宋名臣范仲淹有关，相传出自他为三槐王氏成员之一的王质所作的《尚书度支郎中充天章阁待制知陕州军府事王公墓志铭》中，其中提到“其先太原人”。另有一种家谱说，王质是手植三槐的王祜的孙子（一说侄子）。这里既然认为出自太原王氏，那么，三槐王氏当然也就是太原王氏之后了。此外，在清朝王佐柳等人编修的《高仓王氏族谱》中也持这种说法，其《旧序》还说“吾族系出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之后。元封琅琊郡，元弟威守太原。我肇基祖仕魁公，乃太原之后也”。

此外，还有一种三槐王氏出自太原王氏的说法，认为三槐王氏是太原祁县王氏分支河汾龙门王氏之后，是隋唐之际的文中子王通的后代。这种说法在清康熙河南新密《三槐王氏族谱》、嘉庆江苏吴县《太原王氏皋桥支谱》、清王钟等修《王氏三沙统谱》（《三沙王氏全谱》）等家谱中都有所见。《太原王氏皋桥支谱》还以王通为一世祖，谱中所收王渔溪《太原王氏宗谱序》称“王氏系出周灵王太子，传至隋为文中子”。《王氏三沙统谱》在称“吾宗太原也”之后还排列了太子晋至三槐王氏世系，把王通称为三槐王氏的四十二代祖，由王通至王言共七代。但这种七代的说法同样经不起推敲，因为二人的生活时代相距近三百年，三百年差不多可以传承十代人了。

除上述以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三槐王氏是唐代人王乾之后。这种说法见于《嘉定王氏支谱》中，内载一篇传为元人赵孟頫所作的《宋尚书兵部侍郎晋国公赠太师尚书令王公纪略》，其中即提到王言的父亲名叫王乾，与上述所谓名叫王抟或王冕又有不同。这里的王乾大约只是个普通百姓，因而赵孟頫只提名字而未提官职。另在一部《王氏世谱》中也转录了这篇纪略，进一步说王乾后来因为子孙贵显而被追赠为许国公，夫人姚氏也获得了相应的封赠。但在今天所能见到的赵孟頫文集《松雪斋集》中并未收录此文，仅收录了赵孟頫为出自三槐王氏的王泰来所写的《有元故征士王公墓志铭》，铭文中说王泰来“其先大名人，宋三槐文正公之后”，并没有追溯到王乾或王言。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由于三槐王氏与此前王姓相关支派之间的渊源关系在早期缺乏明确记载，以致引起众多的说法和争论。总的来看这些说法和争论，我们仍可发现其最早源头仍在太子晋，此后无论归属琅琊王氏或太原王氏，都不过是对王言以前历史无法确知的表现，并不影响王言作为三槐王氏始祖的地位，而这种始祖地位也正说明王言是三槐王氏的血缘之根。

六、主体王姓寻根的当代意义

综上所述，可知主体王姓的确有自己的根，这种根不仅包括文化之根、血缘之根，还包括我过去曾研究过的地缘之根，无不具有主体王姓的突出特点，也是主体王姓区别于其他王姓支派或其他姓氏最为核心的内容。那么，在姓氏寻根活动依然持续高涨的今天，探讨这种主体王姓之根究竟有什么意义、作用和影响，而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寻根呢？

其实，研究或探讨主体王姓之根，进而开展寻根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文化认同之上的追根寻源活动，从实质上看是在寻找主体王姓文化源泉和归宿。毕竟血浓于水，每个王姓人的血管里流淌的都是从祖先那里代代相传的血，这是不争的事实。而研究主体王姓之根和开展不同形式的寻根活动，不仅可以促进每个人对祖先的认同，而且还有助于增强彼此之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尤其是这种凝聚力，实际上是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以太子晋为总根、各主体支派开基祖为血缘之根、每个太子晋子孙共同建构的向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主体王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与其他支派或姓氏的重要区别。正如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那样：“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大姓中的主体王姓，几千年来对太子晋这一文化总根或各主体支派血缘之根的认同其实也是如此。正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主体王姓形成了共同的心理特征，进而表现为文化上的凝聚力。同时，这种以尊祖敬宗为基础的对同一个祖先的认同，换句话说也就是认为同一个文化祖先或血缘祖先的后代都是一家，一向深入人心的“五百年前是一家”之说的依据其实也是如此。由于在研究或探讨主体王姓之根时所追寻的是主体王姓的文化之根或血缘所出，并且最终都与太子晋联系在一起，这也是王姓凝聚力的一种表现形式。这就像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千条江河归大海，千枝万叶一条根”，这种江河与大海、枝叶与根的关系，所反映的便是认同或向心力、凝聚力，而主体王姓对太子晋或相关支派血缘之根的认同实际上也是江河与大海、枝叶与根的关系。

其次，研究主体王姓之根和开展寻根活动，也有助于深入挖掘王姓的文化资源。所谓文化资源，实际上是一种无形资源，是指由于姓氏发源和在发展中产生的家族发源地、名门望族所在地、祖先居住地、祖籍纪念地、移民集散地、迁徙分布地、郡望堂号、名人故里、祠堂、家庙、墓葬等与主体王姓有关的人文资源。这种资源形成于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在近年的文化寻根热的带动下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对这些资源重视较早的地区，特别是主体王姓四大支派发源地所在的山东临沂、山西太原、河南固始和开封、福建福州、山东莘县等地，都持续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挖掘文化资源活动，并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其影响下，其他不少与主体王姓之根相关的地方，或主体王姓的进一步迁徙地、分布地，如河南偃师太子晋升仙地、荥阳落鹤涧，山西祁县王氏故里、介休王家大院，安徽新安琅琊王氏故里，陕西富平王翦故里，以及湖北荆楚王氏、河南南阳王氏、山东杀驴王氏、海南王氏、重庆王氏、广西王氏，或者庐陵王氏、新城王氏、锹溪王氏、当路王氏、岳西王氏、漳台王氏、豫章王氏、澧县王氏，等等，也都开展了相应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不仅增强了各地太子晋子孙之间的凝聚力，提高了当地的知名度，而且也为经济文化建设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另外，研究主体王姓之根和开展寻根活动，还有助于推动王姓研究和家谱编修、寻根联谊等活动。近年来，随着寻根热的兴起和持续发展，王姓研究和家谱编修、寻根联谊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仅就我个人而言，从1985年开始研究琅琊王氏起，不仅先后撰写和发表了“关于琅琊王氏的几个问题”、“太原王氏研究中的问题和对策”、“王审知与开闽王氏早期历史研究三题”、“三槐王氏的来源与播迁”等论文、文章，而且还相继出版了《中华姓氏通书·王姓》（署名达良，1993）、《百家姓寻根探秘·王》、（1994）、《周吴郑王：中国大姓寻根与取名》（1999）、《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以汉唐时期琅琊王氏为主的研究》（1999）、《中华姓氏通史·王姓》（2001）、《中华王氏通书》（2013）等多部著作。尤其是2013年出版的《中华王氏通书》，原名《中华王氏通书·寻根旅游卷》，原本是献给金门召开的第十一届世界王氏恳亲联谊大会的专门成果，不仅主要研究主体王姓，而且书名本身就是“寻根旅游卷”。书中系统研究和思考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寻根热”开始以来主体王姓的寻根现象，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重要著作。

总之，主体王姓作为王姓这一人口近亿的中华大姓的主体支派，其文化之根或总根在太子晋，其不同支派的始迁祖又是相关支派的血缘之根。通过从历史角度研究和探讨王姓的这种根文化，理清一些与此相关但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太子晋子孙之间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凝聚力，并进一步确信同姓一家亲的同根共源情结。这对于弘扬王姓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好理解主体王姓形成的基础和发展动力，都有不容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