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宋代三槐王氏家族文化对当今思想文化的影响

                   安庆大别山科技学校   王泽河    （246600）

关键词：

       三槐王氏  家族文化  现实影响

 [内容提要] 

家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肌体血脉和精神力量，更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走向未来的恒久动力。宋代三槐王氏得名于王祜晚年曾在自家宅院内亲手植下三棵槐树。三槐王氏肇端于王彻之子王祜（佑)，兴旺于王旦。从此,三槐王氏家族走向兴盛和辉煌。纵观三槐王氏的家族文化，主要有以下特点：科举入仕，振兴家声，树立家族荣光；笃志好学，潜心科举，勤俭持家，弘扬家风；忧国忧民，孝忠兼守，树立家国情怀；注重“留意文雅”的姻亲，繁衍兴盛家族。在今天，宋代三槐王氏家族文化中，有许许多多的合理内核，这些合理内核影响着当今思想文化：“忠孝”思想有利于形成爱国、爱家的和谐社会关系；“家训”、“家规”中包含的家族规范有利于形成立德守法的社会法治观念；“善”的文化教育理念又有利于重塑自由平等的伦理道德思想；三槐王氏家族文化中的本源文化思想更有利于建构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所需要的文化认同理念。 

[正文]   

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姓氏及其家族构成的共同体，每个姓氏都有各自的家族文化。中华姓氏的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大多都是通过姓氏家族得以延续和传承。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与中国固有的姓氏制度以及中华姓氏蕴含的“天下一家”、“万民归宗”等文化同源性密切相关。

    中国的传统家族文化，具有厚重的历史感，保存了许多优秀的传统，如忠君爱国、提倡礼仪、孝敬父母、重视人文、勤奋向学、勤俭节约、厚重尚朴、自强不息、宽厚待人、敦宗睦族等等。这些家族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肌体血脉和精神力量，也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走向未来的恒久动力。

下面我就以宋代三槐王氏家族文化为例，来探讨其家族文化的主要特点及其对当今思想文化的影响。

一 、三槐王氏的由来

宋代，三槐王氏家族望出大名莘县（今山东莘县）。唐朝初期，唐代宰相瑯琊王氏王綝后裔王练携家眷自太原迁至大名莘县（今山东莘县）,出任莘县县尉。唐朝末年，王练六世孙王言出任黎阳令时才正式定居大名莘［1］；【另一来源说：唐代宰相瑯琊王氏王綝后裔王抟的儿子王言】。五代后唐时期，王言之子王彻金榜题名，高中进士，官至左拾遗。

三槐王氏肇端于王彻之子王祐（祜）。王祐（祜），字景叔，大名莘人，《宋史》中称他“少笃志词学，性倜傥，有俊气”。后晋天福年间（936—944），王祐成为后晋河北节度使杜重威的幕僚，任观察支使，由此步入仕途。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王祜先后任监察御史、知光州、殿中侍御史、知制诰、户部员外郎等职。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拜王祜为中书舍人、知开封府。不久，因其“文章清节兼著”［2],后又将王祐升迁为兵部侍郎。王祐一生以德、才闻名于世，当时天下人都期望他能做宰相，然而因其直道刚正的性格为时势所不容，仕途屡屡受挫，未能登上相位。

宋代三槐王氏家族走向振兴的第二个关键人物是王旦。王旦，字子明，王祐次子。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王旦进士及第，由此步入仕途。先后任大理评事，平江（今属湖南）知县；后又转任监潭州（今湖南长沙）银场，潭州知州何承矩对其关爱有加，举荐他为著作佐郎，当年又迁至殿中丞。之后，又出任郑州通判、濠州（今安徽风阳）通判等职。淳化元年（990），经宋初著名政治家王禹偁的推荐，王旦被召至京城直史馆任职，以后历拜右正言、知制诰、知贡举加虞部员外郎、同判吏部流内铨、知考课院、兵部郎中、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知审官院、银台封驳司、知贡举、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工部侍郎、参知政事 （副宰相）、尚书左丞。景德三年（1006），年仅四十九岁的王旦因在执政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才华和施政方略，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宰相）。

王旦入相后，三槐王氏家族走向了兴盛和辉煌。家族成员中涌现出大量政治官僚和文化名人,子孙族人相继入朝为官，仕宦人数众多，有50多人活跃在两宋的政治舞台上。其中爵高位显者有20余人，如王素、王悦、王古、王震、王瑞、王仰、王诗、王伦、王俉、王葆等，均为监察御史、给事中、各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之类的执政大臣。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文化名人，如王质、王巩、王悦等人。在官修史书《宋史》列传中，除王祐、王旦名列其中外，王旭、王质、王素、王巩、王靖、王震、王古、王襄、王伦、王楠、王复等三槐王氏族人也立有传记。正因为三槐王氏家族英才贤人辈出，所以处于山东莘县的三槐王氏发祥地——王言始定居地王家堡当时一度称为“群贤堡”［3］。其家族名声之高，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正如苏轼在《三槐堂铭》中这样指出：王祜“显于汉、后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4］。王祜壮志未酬，只好将希望寄托于后代子孙身上。为此，王祜晚年曾在自家宅院内亲手植下三棵槐树，曰：“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5］。“三槐王氏”称谓由此而来。

二、宋代三槐王氏家族文化的主要特点

    宋代三槐王氏家族的崛起和兴盛并不是偶然的，是在宋代偃武兴文、科举制度发展和门阀宗族崩溃的大环境下，通过勤奋好学科举入仕，凭借个人的才识家风的清正，以及与“近世典章宦族”和科举新贵的联姻，而逐步发展成为宋代名门望族。并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发展而逐渐达到了顶峰，并逐渐形成了自已的家族特色文化。

（一）通过科举入仕，振兴家声，树立家族荣光。

宋代立国后，鉴于唐末五代武人专权跋扈为害天下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兴文教，抑武事”的治国方略，欲“以文化成天下”。与此同时，随着宋代土地买卖的频繁，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以中小地主为主体的庶族地主的力量蓬勃发展起来，为了维护自已的切身利益，他们迫切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参与政治。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宋王朝发展和完善了唐代的科举制度，提高了科举选官的地位，打破了门第限制，增加了寒门士人及第仕进的机会，增加了科举录取的名额，提高了士人的待遇，文人一经科举及第，即可授官，科举及第已成为宋代文人晋用的主要途径。“虽山野贫贱之家，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6］。在科举取士的宋代，一个家族的地位并不能像以前门阀时代依靠世袭的身份来维持，而主要取决于其家族成员是否能登科入仕，是否具有真才实学。从一定程度上讲，真才实学已成为宋代以后一个家族崛起或持久发展的主要手段。

宋代三槐王氏家族也是靠科举起家的。随着三槐王氏家族成员的扩大，进士出身的人数也随之增多。从所能查阅文献资料记载看，整个两宋时期，三槐王氏家族获得进士身份者达三十余人。在这些进士出身的人当中，有的是直接由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这其中有多人跻身于宰辅之列。例如，作为三槐王氏的第一代，王祜是凭个人才能入仕为官的，宋太宗时期，又因其“文章清节兼著”而升任兵部侍郎，由于其德才兼备，“天下望以为相”［7］。如果不是因为他直道刚正的性格为时势所不容，凭其才华完全有可能登上相位。王祜有三子，长子王懿和次子王旦皆进士及第。王旦才能出众而受到时人赞誉。大臣钱若水评鉴王旦“真宰相器也”，“可堪任大事”；真宗则称“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王旦）也”［8］。正是由于王旦的才华和能力，使他平步青云，荣登相位，辅佐真宗长达十二年，一时名满朝野。王祐三子王旭虽荫补入仕，但其才华横溢，真宗即位之前便“素闻其能”，即位之后，三迁王旭至殿中丞。王矩曾向真宗推荐王旭“材堪治剧”，只是因为王旦任相后，兄弟二人为避嫌，王旭一直没有接受朝廷授予的要职。直到王旦去世后，因其“扬历中外，卓有政绩”，由兵部郎中出知应天府［9］。如王悦进士及第后，官至兵部侍郎、礼部尚书；王俣进士及第后官至监察御史、工部尚书。有的则是先荫补入仕，以后又通过考试获得进士身份的，这种方式在三槐王氏家族成员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如王旭长子王质，先是以荫补入官，但他进入仕途后，却是“以文行显”，“所进著文，真宗嘉之，召试学士院，辞入优等，赐进士出身，名动京师”［10］。

“光宗耀祖”在古人是口头禅，人们有一个目标，就是光大门楣，为祖宗争光。家族也以此期待族人，看到有好苗头的少年，长辈辄言：“此吾家之宝驹也，兴旺发达即在此子”，并用家族的力量，予以特殊的培养。古代人们的为家族争光，表现在中举人、进士者，返乡要拜祠堂，或为宗祠立旗杆，或向家族捐献田产，壮大家族实力。皇帝及地方政府，也会因某人的业绩或义行，奖予匾额，家族将它挂在祠堂，引为殊荣。品官有家庙祭祀制度，成为法定承认的望族，何其荣耀。

（二）笃志好学，潜心科举；勤俭持家，弘扬家风。

宋代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状态。“‘贫富贵贱，离而为四’，富、贵、贫、贱处于经常性的转化之中。在贫富贵贱无常的社会流动中，为了防止家道衰落，宋人十分重视两个方面的家庭教育，一是重视家庭子弟自身的努力，鼓励后代子孙勤奋好学，认为“苟能如此，一生永不会向下作下等人”［11］；二是提倡勤俭持家，反对奢华。认为“俭则可以成家，俭则可以立身，俭则可以传子孙。……奢则掩身，奢则破家”［12］，将勤俭持家视为守家第一要法。

三槐王氏家族重视后世子孙的文化教育，王旦之孙王巩在三槐王氏家族中是一个笃志好学的典范。他虽生长于富贵之家，但“其嗜好皆老书生事”［13］。他博学通闻，涉猎广泛，对此，苏辙说他“其绮纨膏梁之习，而跌荡于图书翰墨之囿，沈酣纵恣，洒然与众殊好。至于钟、王、虞、褚、颜、张之逸迹，顾、陆、吴、卢、王、韩之遗墨，杂然前陈，赎之倾囊而不厌。慨乎思见其人而不得，则既与世俗远矣。然及其年日益壮，学日益笃”［14］。他一生勤于写作，计有六种著述行世。

除王质、王巩外，三槐王氏家族其他成员，大都继承了这种勤奋好学的优良传统，且代代相承。像王旦之子王素，由于勤奋向学，加上为政直言敢谏，而以 “文章气节显名于时”［15］。王旦之孙王恰、王靖，皆是向学闻道、孜孜以学的典范。而王靖之子王古，更是以“力学自进，才名显于时”［16］而著称。正是三槐王氏家族成员的勤奋向学，才使其家族代出英才。

王旦作为振兴三槐王氏家族的关键人物，深知勤俭持家对维系家势长久发展的重要性，他曾说：“族盛者骄惰恣放，多以侈事相夸逐”［17］。王旦“任以家事，一无所问；而务以俭约率励子弟，使在富贵不知为骄侈 ”［18］。 他勤俭持家，对家人要求甚严，“被服质素，家人欲以缯锦饰毡43席，拒而不许。姻亲有服饰稍过度者，愠见于色”［19］。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史称其“性冲澹寡欲，奉身至薄。所居甚陋，上欲为治之，旦以先人旧庐，恳辞而止”［20］。王旦临终前，仍告戒子弟：“我家世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恃相辅家事泰侈，勿厚葬，无以金玉置柩中”［21］。王旦所躬体力行的勤俭朴素的持家之风，对三槐王氏后代子孙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的典型代表如王旦之侄王质。史载王质“克己好善，自奉简素如寒士，不喜蓄财，至不能自给”。有一次王质在翻阅家中藏书时，发现了王旦作中书舍人时因家贫贷人金以马作抵押的债券，便“召子弟示之曰：‘此吾家素风，尔曹当毋忘也’”［22］。三槐王氏家族清正朴素的家风，养成了三槐王氏清廉自守的为政风格。从史料记载看，三槐王氏家族成员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为官，大都能“清心以思治，行己以率下”［23］,清心做官，廉洁自持，虽“在相门而弗骄，以不贪为宝”［24］。

简而言之，宋代三槐王氏家族勤奋向学和清正朴素家风，使三槐王氏家族英才荟粹，贤良辈出，从而维系了这个家族名望和地位的持久发展。

（三）忧国忧民，孝忠兼守，树立家国情怀。

    孝与忠是两个概念，但它们又有密切的联系。早在东汉时人们就已经认识到“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道理，忠道承认孝道的合理性甚至孝道是实现忠道的前提。正是因为这样，国君倡导孝道，实行以孝治天下的政策，奖励孝子顺孙，表彰孝义之门，实行举孝廉的用人方针，在法律上实行宗亲法，保护亲权。   

三槐王氏家族群体中有一批忧国忧民的名臣直士，他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刚正不阿，一身正气，廉洁奉公、为民请命，即使退隠江湖，依然心忧天下，保持正直高尚的节操。如三槐堂始祖王祜直言廉明，多次被贬，苏轼在他的《三槐堂铭》中写道：“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到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王晋公祐 (祜，下同），事太祖为知制诰。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之曰：‘使还，与卿王溥官职。’时溥为相也。盖魏州节度使符彦卿，太宗之妇翁、夫人之父，有飞语闻于上。祐往别太宗于晋邸，太宗却左右，欲与之言，祐径趋出。祐至魏，得彦卿家僮二人挟势恣横，以便宜决配而已。及还朝，太祖问曰：‘汝能保符彦卿无异意乎？’祐曰：‘臣与符彦卿家各百口，愿以臣之家保符彦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无辜，故享国不长。愿陛下以为戒。’帝怒其语直，贬护（应为“镇”）国军行军司马，华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谓辅臣曰：‘王祐文章之外，别有清节，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见而薨。初，祐赴贬时，亲宾送于都门外，谓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职矣。’祐笑曰：‘某不做，儿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25］。其曾孙王巩古书载他为人跌荡傲世，侠肝义胆，曾是苏轼门生，后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三槐堂王皋（1081—1156年）是宋兵部侍郎、晋国公王祜之玄孙；魏国公、文正公之曾孙；端明殿学士、懿敏公王素之孙；太常博士、宗正丞、定国公王巩之第四子也。王皋在建炎三年（1129）三月护送宋高宗南渡驻跸平江府（苏州）时，曾停留数天，将家室安置定居在荻扁，便继续护送高宗随行。国难当头时王皋能尽忠报国，两度护驾拥立高宗即位，可谓忠孝两全。他极力主张抗金收复失地，重整山河，但见宋高宗迁都临安，大势已去，怫然曰：“西湖一洼水，何足济天下事乎，吾亦从此逝矣！”遂弃官隠于苏州之荻扁。也许王皋择苏而居内心深处仍有王师北上时，金戈铁马，重出江湖报效国家的想法。因为苏州离临安很近，可以随时得到朝廷召唤，实现自己北伐中原、收拾山河的心愿。宋时在三槐堂后代中还有王悦、王应麟两位忠直之士。王悦（1086—1151）任礼部尚书，后又选授观文殿大学士、同平章事、拜丞相、兼枢密院、赠太师、龙图阁大学士，为官正直多才，直击奸相秦桧，被罢官又启用，后自己辞官避世杜门，秦桧仍不甘心，逼迁到闽，在迁到粤东后困于海南琼州，抱恨而终，当地民众为其出丧哭声震野，立祠以祀，其后代落籍海南，甚至有的飘洋海外。王应麟（1223—1296）九岁已通《六经》，十八岁中进士，后力荐文天祥列为进士第一，直谏加强边防被罢官，后复出见奸佞当道，决然辞官，南宋灭亡后，王应麟专心教育讲学，精于经史地理，长于考证，著作甚多。由此可见三槐堂文化精神深厚之根基，无论是王祜、王悦、王应麟,还是王巩、王皋等皆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怜民风范，高位时济世救国，为国为民,隐居后“位卑未敢忘国忧”的赤子情怀不改，独善其身造福一方百姓。   

（四）通过“留意文雅”的姻亲，繁衍兴盛家族。

    相对于魏晋隋唐时期的门阀婚姻，宋代婚姻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用南宋史学家郑樵的话说，就是“婚姻不问阀阅”［26］，门第等级观念大为淡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宋人婚姻不重视门第观念，不重视门当户对。事实上，在宋人婚姻观念中，尤其是在宋代的世家大族中，婚姻中的家世门第观念、门当户对观念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只不过与从前的门阀婚姻相比，宋人的婚姻观念已经由过去单纯的重家世门第向重个人才华能力和科举及第方向转化。因为在科举制度盛行的宋代，“取士不问家世”［27］，朝廷选官用人主要依据的是考试成绩，而不再是家世的名望或靠家族的荫庇，相反，那些出身贫穷的寒门士子，也可凭借科举考试这条道路，走上仕途，跻身官僚队伍，甚至可以官至朝廷重臣。有学者统计：《宋史》有传的1953人中，两宋平民或低官出身而入仕者，占55.12％［28］。可以说，宋代科举制度下选官用人制度的转变，使往日士族在政治上的特权逐渐丧失，世家大族已不可能仅靠家世的名望来维系家族的地位，在当时，家族地位的维系只能靠家族成员的才学，靠科举及第。诚如有学者所说：“宋代在新的官僚政治体制下，阀阅家世已不能成为家族生存的护身符，更不能成为家族发展的保护神。而在科举选官制度完全确立的宋代，个人能力的大小决定着家族的富贵贫贱，而衡量个人才能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人能否科举及第”［29］。应当说，在“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宋代，家族的兴衰起落无不取决于科举中第，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由此，在宋人的婚姻观念中，对那些进士出身的科举官僚家庭是十分重视的。

作为影响深远的名门望族，三槐王氏家族的姻亲颇具时代特征。宋人李焘说王旦“婚姻不求门阀”，但却“留意文雅及近世典章宦族”［30］。事实也是如此，在三槐王氏家族的姻亲对象中，对那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和官宦家族是颇为留意的。三槐王氏家族崛起的关键人物王旦是一个“留意文雅及近世典章宦族”的典型代表，他的四个女婿，都是进士出身，有的来自仕宦名族之家。

王旦大女婿韩亿，当王旦大女儿嫁给他时，韩亿当时门第还不显赫，但王旦见其有才华，又是新科进士出身，为此王旦不顾族人反对，毅然将大女儿嫁与韩亿［31］。韩亿后来官至参知政事，其后韩氏家族成员人才辈出，成为名冠天下的朝廷望族。王旦的二女婿是参知政事的苏易简之子苏耆。苏耆聪慧有才学，进士及第后官至工部郎中，一生勤于著述，有《文集》、《闲谈录》、《次翰林志》、《续文房四谱》等著述问世。王旦的三女婿范令孙出身于官宦家族，其祖父范质是北宋开国宰相，其父范旻是宋太宗时期朝廷大臣。范令孙本人“有学行，登甲科”，人“常公辅器之”［32］。王旦的四女婿吕公弼，出身于仕宦名族之家，其伯祖父吕蒙正，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状元，曾两次出任宰相；其祖父吕蒙亨官至光禄寺丞、大理寺丞；其父亲吕夷简则为真宗咸平三年进士，官至宰相。吕公弼本人进士出身，官至枢密使。

王氏家族其他女性的婚姻情况，也体现出对仕宦家族和科举新贵重视的特点。如王旦之侄王质的长女和次女，分别嫁给了参知政事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范纯礼。范纯仁，学问广博，仁宗皇祐年间进士，官至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礼，早年以父荫入仕为官，徽宗时期，官至礼部尚书。王旦之孙王靖，有女三人，大女婿为宰相韩绛之子韩宗师，累官至集贤殿修撰、知河中府；二女婿为宰相晏殊之子晏几道，著名词人，文才出众；三女婿孙抃，“喜藏书”和“读书属文”［33］，进士甲科出身，官至参知政事、户部侍郎。

由上可知，宋代三槐王氏家族的择偶标准，除了重视对方家族的官宦门第外，更加重视才学。从三槐王氏家族的联姻情况看，无论男婚女嫁，大都是一些书香门第，其家族男性成员大都是科举及第、进士出身。有些人虽是经过荫补进入仕途，但在此后的仕宦生涯中却因才华优异而迅速升迁。当然，无论是重视官宦门第也好，还是注重才学也好，都是三槐王氏家族籍以维系家势隆盛发展的一种手段。三槐王氏家族正是通过这种姻亲，构建了一张互相援引的庞大人际关系网，为三槐王氏家族的崛起和望族地位的维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三槐王氏家族文化的现实影响

    三槐王氏家族文化是中国家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家族传统文化的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三槐王氏家族文化，其中的价值观念蕴含着促进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潜在因素与动力。具体来说，这些潜在的动力因素对当今思想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忠孝”文化有利于形成爱国爱家的和谐社会关系。

    “夫位以德兴，德贵忠立，社稷所赖，安危是系。非夫谠直贞亮，仁慈惠和，事君如天，视民如子，则莫保爵位，而全令名。”[20]。社会成员愿意忠诚于国家、为国家牺牲个人的利益，就有利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实施宏观的经济政策；有助于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体现全局性、利益统一性，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家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起着凝聚和传承作用，家庭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养成勤劳、互爱互助品质，这为社会发展储备了人才和劳动力等要素。在忠孝的基础上，集体主义成为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从而有利于形成具有目标同一性的团队意识和企业精神。   

（二）“家训”、“家规”有利于形成立德守法的法治社会观念。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立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利于激励和鼓舞社会成员发展经济、脱贫致富、自我奋斗、积极进取，不断开拓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宽厚为怀、虚怀若谷、宽容大量的气度休现在今天，就是一方面善于竞争，另一方面善于联合，广纳博采、放眼世界、以大局为重。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推动力，而且提供某种“制动力”，使中国经济不致脱离常轨，保证社会各方面协调运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经济道德资源让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有了自主的软约束，警戒人们不致失去控制，从而保证市场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地运行。  

    （三）“德性文化”有利于塑造小康社会的文明人文修养。

三槐王氏家族文化作为典型的“德性文化”，其最有继承价值的部分就是传统道德。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为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的建构提供资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原料和营养。 家族道德文化还是一种大伦理观，其“天人合一”思想为建立现代的生态伦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它的内容包括：把“仁爱”之心扩展到自然万物，对自然友善，尊崇自然，泛爱众生；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类，“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节俭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做到不违时，“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文》)，“山林泽梁，以时禁发”(《礼记》)，这样才能得到自然的赐予和恩惠，达到天人协调，“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些思想与生态伦理学原则息息相通，对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树立环保意识、政府确立经济及社会发展战略有一定参考价值。

今天，我们要建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配套的社会道德体系，要建设与现代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相适应的现代精神生活，就要汲取传统道德文化的资源，补充现代人的精神养料。博大精深的三槐王氏家族文化蕴涵着对树立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的因素：如公正、法治、爱国、和谐、仁爱、俭朴、居安思危等思想对指导现代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四）“善”的文化教育有利于重塑自由平等的伦理道德思想。

三槐王氏家族是血缘群体，她的文化有其小团体的局限性和传统社会的宗法性，与其它群体可能发生冲突，如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家族之间、家族村落之间的纠纷，乃至械斗，为家庭、家族而活着的人生观的某种狭隘性，以及家族内部的等级性、限止族人个性的发展等。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方面，同时也应观察到她的变化，即以血缘性而言，这本来是她的团体的不可动摇的铁定原则，可是到传统社会的晚期、近当代，这个原则就松动了。她的宗法性，在经历社会的批判和自身清洗，所存已无多。因此我们对家族文化，不宜于只观察她的某一个方面，同时还要注意到其他成分，特别是她以小群体而认同于民族国家的大同，要以小群体促进国家及其文化的建设的观念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因此我认为社会需要正确对待家族及其文化，善于利用她的积极因素，以便它充分发挥出来，以利于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主流文化多年对家族文化的误解，到了该消除的时候了，不宜继续对家族文化持恶意态度，应当给予发展空间，让她能够在新时期发挥建设社会伦理和凝聚民族国家的积极作用

（五）本源文化有利于建构中华复兴的文化认同理念。

    三槐王氏家族的忠君文化，几千年一脉相传，由家、国的一致，到家、国分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家族总是将忠君观念放在首要地位。三槐王氏家族文化是忠孝文化。中国持续二三千年的大一统国家，家族群体及其忠孝文化有以致之，或者说家族群体是形成中华大一统局面的基础力量，家族文化则是中华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可见家族小群体文化同国家大一统文化的一致性。

    三槐王氏家族文化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还可以进一步从观念基础上来看。家族的凝聚力来源于浓厚的“一本”观，人们认为祖宗犹如树木的本根，子孙则是枝叶，千百之子孙，皆源于一个老祖宗，追根溯源，永远怀念老祖宗，族人牢固地凝聚在一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观念是崇奉炎黄始祖，以“炎黄子孙”而自豪。从“一本”观到炎黄认同，是家族的一本观为炎黄认同奠立了思想基础。炎黄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实乃家族“一本”观的顺理成章的必然发展结果。

总之，三槐王氏传统的家族文化要与现代社会文化的对接，需要对三槐王氏传统家族文化进行调整、改造，才能为现代社会所吸收，才能产生的新时代的价值。值得王氏家族成员自豪的是三槐王氏传统的家族文化并没有随着传统社会的转型发展而消失，而是有越来越的文化内涵为当今社会的思想文化所传承发扬，似乎这中间有一根无形的链条将两者衔接起来。我想，二者衔接点应该就是：由孝到忠的国家认同观念，即传统孝道要求贡献于社会，尽忠于家天下的君主、汉民族的国家，发展到今日是社会奉献与忠诚于中华民族的国家；古今的家族均钟情于社会伦理道德的建设和致力于家族历史的纪录——编修家谱；家族共同体认同精神的保持。有了这样的链接点，就使得传统家族文化能够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调整其内涵，摒弃过时的宗法性的东西，而保存和发扬适应时代要求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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