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王氏之书法

        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六有论云：“书以晋人为最工，亦以晋人为最盛。晋之书，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晋代书法，最具代表的人物与作品无不出自琅琊王氏家族。在所有艺术门类中，王氏最精擅书法，其书家之众，书艺之妙，皆空前绝后，无可比拟。

 　　赵翼《陔余丛考》卷四○有“世擅书名：”和“世擅文字”二条札记，详论琅琊王氏之世代精擅书法，文字。前一条述唐武则天时王方庆献其家族先辈28人之书法真迹，后一条进而论云：

 　　“江左之王可谓盛矣，然不特文也，书法亦然。自羲，献之外，先有丞相导，大司马敦，太保弘，太子詹事筠，荆州刺史广，丹阳尹僧虔，黄门侍郎涣之，会稽内史凝之，豫章太守操之，中书令恬，领军洽，散骑常侍徽之，东海太守慈，特进昙首，卫将军殉，中书令珉，皆以书名，合（王）方庆所上家藏真迹观之，可谓世其家学者矣。”

 　　琅琊王氏已形成了书法方面的“家传之学”。有自己的书法传统，为文学，书艺之世家。

晓音乐，习歌舞
　　《晋书·王徽之传》载：献之卒，徽之奔丧不哭，直上灵床坐，取献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呜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顿绝。先有背疾，遂溃裂，月余亦卒。子桢之。

 　　东晋南朝王氏多能欣赏和演奏乐器，其中善操琴者甚多。如《世说新语·伤逝篇》载王羲之之子王徽之闻王献献之死，徽之奔丧，“子敬素好琴，便径如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曰：‘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可见徽之、献之兄弟皆善操琴。

 　　同书《任诞篇》载王徽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后巧遇，而不相识，令人传话：“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子野闻其名，于是“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王徽之的音乐爱好颇广，琴之外，他也能欣赏笛之吹奏。宋、齐间王僧佑善鼓琴，“竟陵王（萧）子良闻僧佑善弹琴，于座取琴进之，不肯从命”

 　　《陈书》卷一七《王冲传》载王冲“晓音乐，习歌舞，善与人交，贵游之中，声名籍甚”。

 　　王廙不仅书、画出名，而且还是一个大音乐家。据《历代名画记》记载，他“善属文，攻书、画。过江后，为晋朝书、画第一。音律众妙毕综。”他的音乐造诣在当时颇为精深。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王虞死后，赠侍中、骠骑将军。《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34卷，均佚。今存为晋元帝歌功颂德的《晋中兴赋上疏》以及《白兔赋》，载《初学记》。另有残文《洛阳赋》、《笙赋》等，散见于《艺文类聚》等书中；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

 　　王导也是很有音乐欣赏能力的，《世说新语·方正篇》载：“王丞相作女伎，施设床席。蔡公先在坐，不说而去，王亦不留。”所谓“作女伎”，即举办乐舞方面的表演。王导也参加别人举办的这类乐舞活动，《世说新语·任诞篇》有人讥周仆射与亲友言戏“条注引邓粲《晋纪》曰：“王导与周顗及朝士诣尚书纪瞻观伎。瞻有爱妾，能为新声。”进一步推断，纪瞻为南人，其妾“能为新声”，很可能是吴地音乐。王导如此，对其子孙后来借鉴吴曲进行诗歌创作来说，可谓开其先河。

 　　谈到音乐，必须强调的一点是，除了一般的个人音乐爱好及其素养外，琅琊王氏作为一个权势之家，其子弟多参与政治，甚至长期掌控朝政，其行政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礼乐制度的建设。这方面的事例也很多，其中一个典故便是宋、齐间的王僧虔。《南齐书·王僧虔传》载“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竟造杂曲”①。刘宋升明二年，王僧虔向执政的萧道成上书，指出当时国家乐器皆“非雅器”、乐曲也非正音，“自顷家竟新哇，人尚谣俗”，必须加以整顿。又载“僧虔留意雅乐，升明中所奏，虽微有厘改，尚多遗失”，需要进一步完善。当时萧道成正打算与北魏通使，王僧虔与其侄王俭共同上书：“北国或有遗乐，诚未可便以补中夏之阙，且得知其存亡，以一理也。”他们建议派一通雅乐者充任使者，以考察北方雅乐流传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