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忆我的父亲文/王家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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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忆我的父亲

文/王家顺

一晃，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23年了。1998年农历闰年，就在那年的头五月二十八日下午四点多，父亲永远的走了。

父亲的一生没有惊天壮举，但他的勤劳能干，他的善良宽容，他的豁达从容，绝对可以大书特写。

民国时期，我们这一带的手工艺人多出江南一带。父亲生于1929年，七八岁时，跟随作铜匠的祖父出祁门，几日步行到得300里开外的安庆，父亲已是手脚浮肿，患上风寒，祖父只好托朋友将父亲分程捎回，带着伯父等其他人继续出行。

因为家穷，30来岁时，随外婆乞讨落在我家的20出头的母亲经人撮合，与父亲结婚，这在普遍十七八岁结婚时代，是真正的晚婚。父亲兄弟分家时，一间祖上住的厢房分给了叔父，父母居住的是我们老屋前大门右侧的一间厢房，是土改时分给我家的，父母将它隔为两节，外面的作厨房，里面的作歇房，歇房里有一张八仙桌，用于招待客人和餐桌。父母就在这里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八人。我出生时，父亲已是36岁大龄。我们老屋大门外右侧，依坝建有一间吊楼，也在土改中分到我家，自记事起，吊楼的东侧三堵墙有30厘米左右的裂缝（是典型危房，但那时根本无力改造，大约在1987年拆除），吊楼下面关猪牛牲畜，楼上就住我们几个大孩子。

父亲只在私塾旁听过年把时间，但他算盘打得呱呱响，心算快而准，农业生产合作化时期，他一度在生产队当会计，从没落错。我五六岁时，早种和双抢季节，夜深时分，在枯黄的油灯下，父亲撕扎秧丝时，总让我帮他分束，一般是100根一束。

就这样，我从小与父亲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劳动技能，也学会了数数。

父亲极为孝顺，多次听两位姑妈说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严重缺吃，祖父其时被大队安排在被废的王家祠堂做手工业，因为大队社员都是吃大食堂，而祖父体弱多病经常连粥都喝不上，父亲总是将从食堂分得的饭粥省着带回给祖父。

父亲身形瘦小，却是庄稼好手，各种农活他门门到把，他不仅做得快，而且做得好，他还会捣鼓些杂七杂八的活儿。

大集体时代，我家九口人吃饭，全靠父亲一人在生产队挣工分，只要生产队有活，父亲从没有耽误过一分工。有时生产队也有些包工，因为父亲忠厚又舍得吃苦，那些包工活总让父亲干，这样父亲总能挣些额外工分。父亲每天起得比别人早，睡得比别人晚，他常常帮母亲干些家务活，却从没耽误过生产队上工。他还经常利用空闲，开垦些荒地，种些五谷杂粮，我们七八个小孩，在浅荒六月，总能有些杂食充饥。农闲时，父亲还经常去给外公外婆、两个姑妈家砍柴割草。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我家分得九个人口的责任田，除了两个姐姐、我和大弟能帮衬些，田里地里主要靠父亲的双手双肩，我家田地里的收成总比一般人家又早又多。桂曹二号推广后，我家年年生产的粮食除了一大家吃饱外，还经常借给别人家。

父亲一生乐于助人，与人为善，他信奉“宁可别人负己，切莫亏负别人”。年关时节，农家都要烫豆粑、做年粑、熬糖，那些粗活、重活场合，总能见到父亲忙碌的身影。80年代初，农户流行盖新房子，我们也渐渐大了，必须盖房。父母物色的宅基地中，邻居占有两块地。我家有一片田畈中间的旱田，土肥茶多，那时茶叶是农家最重要的经济作物，这片地比邻居家的地面积要大许多，为了盖起房子，父母就用这片自留地换取邻家两块地作宅基。80年代末，国家征收茶产税，换地基时没有明确这项，直至本世纪后，茶叶税才取消，30多年里，邻家耕种这片地，采摘茶叶，父母每年都毫无怨言上交这片土地的茶产税。

父亲为人极为开明而豁达。

上世纪80年代初，初长成的大姐已是谈婚论嫁的年纪，大姐夫在媒人的介绍下到我家求亲。大姐夫家在大山（现为天华镇）西冲吴岭，离我家有40里之遥。那年代，农家女孩择婆家讲究路近，一是晓得亲信，二是即使出嫁后，娘婆两家必要时也好有个照应，我一个大屋场与大姐年纪上下的姑娘没有一个嫁出10里开外的，为此很多人拌嘴。初始媒人是大姐夫的堂姑奶，离我家很近，是母亲年青时的老相识，经她反复的磨嘴皮子，终于母亲带着大姐去相亲，回来后，母亲坚决反对，路远不说，从大山到吴岭的十几里山路，全是绝陡的石级，母亲形容说是比楼梯（那时农家用于上自家木楼的梯子）还陡。媒人再三说服，让大姐表态，大姐含羞不语，俨然十分满意，父亲知道大姐已然为他、为家吃尽了苦，现在应该有个归宿，于是父亲发话了：“孩他娘，你说那里又偏远又路陡的，那里怎么家家代代都娶了媳妇，传了那么多人呢？”就这样，大姐夫和大姐的美满姻缘也就落定了。

父亲在辛苦穷困中终其一生，生活有如几座大山压得他无法喘气，但他坚韧的脊梁从未被压垮过。记忆中，罕见他有愁眉苦脸的时候，他脸上始终洋溢着满足而和善的微笑，他顽强乐观地承受着一切重压。最为缺吃的年代，有时吃着带米皮的粥或杂粮，我和大弟几次咕噜不满，父亲总平和地告诫我们：“旧社会，大地主家生活也不过这样！”

父亲一生俭省，别人看不上的废弃物品，他总能变废为宝，他的吃喝穿戴总是最差的。他去世的1998年春季，其时我正在本村完小任教，有天下午，他突然到来，适逢学校请摄影师照毕业照，我忙脱下我的中山装（那时尽管我拿工资，但我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让他穿着照了一张相片，这是他留下来的唯一的遗照。

父亲一生淡定，对于生与死，他显得特别超然、豁达。由于长期劳碌，父亲四十多岁时，患上黄桔病（肝病），那时肝病没有疗效明显的药物，家里也根本无钱医治，父亲凭借一些民间单方治疗，一面还得为一大家子生活奔波不断。一段时间后，父亲病情竟悄然好转。八十年代初，农村刮起一阵建房风，我们也渐渐成人，原来土改给我们家的房子实在拥挤，看着别人家都建有新宅，父母也不得不规划另建新宅。两年下来，打屋基、烧窑、搭砖、伐树等等一系列准备就绪后，1984年，新建住宅正式实施，其时，大姐已出嫁，我正读初中，父亲却又旧病复发且更为严重，父亲建房重活主要靠不满十五岁的大弟弟帮衬。建房的那些日子，天气却又常常十分恶劣。土墙砌了几尺高的夏秋之季，经常是大雨倾盆，我和大弟几次在屋基上看场，砖垛不时坍塌；盖瓦和涂墙时，又入冬季，也是经常下雨且严重冻冽。这样，往往施工缓慢且损失严重，但父亲从不叫苦叫累，也从不怨天尤人。那年年底，我们一家人终于住上了新土坯房，尽管家徒四壁，但全家都非常开心，父亲的病也日渐好转。

1996年，祖母97岁上去世，父亲觉得作为子女的责任已完成。他常说，人总要死，只要尽了应尽的责任，也就不必担心何时会死；他还说，人死如灯灭，人死后的庄重仪式，只有富人家才配拥有，至于穷人家，老人去世，怎么埋葬都可以。其实，我理解父亲经常说这些话的意思，那时，父亲已步入老年，我因为有铁饭碗也才刚刚成家，而大弟和二弟已是大龄小伙，他们几次讨亲都因家穷未能如愿，父亲不愿我们在他的病上花钱，渴望我们兄弟都能成家立业。现在想来，那时父亲乐观的表面下，内心或许有许多无奈和凄凉。

1987年冬，父亲病情恶化，医生诊断已发展成肝腹水，父亲问过医生后，知道这是绝症，于是在医院住了两天后，他坚决要回家。就这样，到1998年春夏之际，父亲一面与病魔顽强抗争，一面淡定地迎接死神的来临。端午节后不久，他终于走完了他平淡而伟大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