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敏药2003年抗非典表现

(朱道钰 刘鸿泰)

说襄阳敏药具有治人病的广谱性，还有另一个证据：它直接参与了2003年的中国“非典”抗疫，并在无意中直接治好了一名台湾籍SARS感染病人。本文，就来披露一下襄阳敏药在2003年的抗御“非典”表现。

一、华药制成抗疫产品

【1】非 典 爆 发

自2002年12月5日首例“非典”患者广东河源市人黄杏初发病后，3个月內此病传遍全国。同年3月6日此病传入北京，但政府卫生部门对此没有引起注意。结果从11天后北大附属医院收治了一名患者李某起，该病在北京形成大爆发态势：该院大量医护人员感染，两天后此人被转至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又在该院造成大面积感染，且有一医一护不幸殉职。

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此际仍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北京工作、旅游是安全的。由此导致全国游人四出，感染加剧，尤外国游客和赴京外国专家也在京染病，并出现死亡。

2003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研究全国紧急抗疫工作。4月20日中央宣布撤销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的党内外职务，让王岐山担任北京市代市长，副总理吴仪兼任国家卫生部部长。

从这一天起，全国进入抗“非典”紧急状态：谁也不敢瞒报疫情和误治病人；所有省地县均成立“防治‘非典’指挥部”；4月30日北京小汤山医院启用；全国公民外出戴口罩；一些省市部分学校停课；所有大型聚会活动一律取消……到6月15日，中国内地实现病例“清零”；6月20日北京小汤山医院最后18名患者出院(其间共有680名患者在此得到救治，治愈率超过98.8%)；7月13日全球非典患者人数不再增长——本次世界性“非典”疫情基本结束。

【2】华 药 私 测

在《中国谁来开发襄阳敏药(10) ·襄阳敏药147种常见病疗效披露》一文中，我们曾提到石家庄市的华北制药厂“1997 年元旦买襄阳敏药”和“1998 年写出《用药调查报告》”的事。此事过去5年，虽热衷于此药的原华药总经理刘寿文已改任它职，但该厂仍记住了襄阳敏药的威力。2003年3月下旬和4月上旬，就在全中国的老百姓抢购板兰根、白醋以预防“非典”的时候，华药公司开始抢购起了襄阳敏药：他们3次车开襄阳，一下子从李德敏手里买走敏药近千斤。用途一小一大：小用——发给厂领导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用于个人防疫和工作用药；大用——用于石家庄市的防疫消毒产品，准备大量生产，对外销售。

但如果要做成社会性防疫消毒产品，必须进行检测。但检测什么呢，他们并不清楚——那时全世界也不知“非典”的致病原因。直到2003年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其致病源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后，他们才于3天后，在没有让李德敏知情的情况下，将此药分送北京的三家权威检测机构，进行“药效力”和“安全性检测”。

又是3天过后给出的检测结果，令他们十分满意：“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分别给出的检测结果是：襄阳敏药原液作用于SARS病毒3分钟杀灭率为100%，其稀释120倍时在室温下作用于冠状病毒24小时杀灭率也为100%；“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大新药安全评价中心”给出的检测结果是：襄阳敏药按化学物质的急性毒性分级标准为“实际无毒产品”，按中药毒性分级属“低毒类”。

他们将检测结果报告了河北省卫生厅，3天内获得了生产、销售许可证；他们同“石家庄市防治‘非典’指挥部”紧急联系，获批指定为“消毒产品定点生产企业”和“防非典物资储备企业”；他们还与河北省经贸委紧急磋商，决定将这一产品安排出口，用于世界各国的抗疫消毒。

【3】量 产 抗 疫

4月底，他们将李德敏紧急召集到石家庄，研究开发使用襄阳敏药问题。一切以大局为重，一切按非常规办事——华药厂与李德敏很快达成三项协议：〈1〉在华药紧急安排制药车间，就地生产此药；<2>尊重襄阳敏药的知识产权，此药生产过程全封闭，非李氏人员不得入内；<3>实行“贴牌经营”，即产品以华药集团下属的“华盈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义生产并由其包销，产品名称更改为“爽得”牌消毒液。

5月1日，李晓带着数名工人坐火车急奔石家庄华药集团。去后，他们便夜以继地开展釆购设备、购买原料、清洗器具工作。遗憾的是，几味重要中药材在石家庄没有质量达标的现货，李晓只有重返襄阳紧急釆购。而后，他们开始抓紧制药。为了省钱也为了保密，李氏父子一直吃住在车间。石家庄的气候与襄阳有差别，尤其是这一次的大规模生产使用了更大型号的器具，67岁的李德敏更是一天到晚围着制药桶转悠，认真观察检查药液制作情况，生怕出了意外。

一定时间后，第一批、第二批药液……出厂。华盈公司按照石家庄市防治‘非典’指挥部”的安排，将药液分送市内的20几个消毒点。这些消毒点人员将药液与生理盐水勾兑成一定比例后，用喷雾车或喷雾器直接喷洒到人群集聚的社会公共场所。其中，使用最多的是交通枢纽地段的“非典检查卡点” 和5所医院的医护人员工作房间内。

极度称赞声的用户口碑，马上从这两处传来。原来，此前这些地方均用来苏水和巴斯消毒液进行消毒。但这两种消毒液均有怪味，尤刚喷撒后的环境空间，浓烈的怪味能让一些女性医护人员产生呕吐感。但襄阳敏药一经喷撒，立即让人产生一种“空气清凉、神清气爽”的感觉。尤一些医护人员把这种药液直接喷撒到工作服上以后，工作服上常年存在的来苏水味也一扫而光，衣服上同样呈现“空气清凉、神清气爽”的味道。结果，这药液在不少卡点被从喷雾器中抽出而劫获私用。

从5月初到6月初，李氏父子在这里生产长达一个月，生产量近10吨。可叹的是，他们出于爱心，仅向这个公司索求原材料费及人工费数十万元。结果，该公司才付款一半，另一半于次年由当时的襄樊市人民法院用法律判决，李氏父子才得以收款。而华盈公司的一位女股东自己，在一次窃喜中说露了嘴：“我这次赚到了7位数。”

二、台湾博士轻松治病

这次非典疫情中的台湾大学博士张维懋，用极为轻松的办法，瞬间治好了自己的“非典”病，则更是彰显了襄阳敏药的神奇和不凡。为了让读者也能深刻体察此事，这里先说说当年中国西药常规治疗“非典”的“景观”。

●令人唏嘘的西医常规治“非典”

感谢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她从2003年4月20日兼任国家卫生部部长、负责全国防治非典疫情起，就明确指示让中医药参与战疫工作。而以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所所长邓铁涛为代表的中国中医药界，也表现出色地在中医药战疫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最显著的对比是：北京小汤山医院收治的病人能有98.8%的治愈率，根本原因是让中医参与了治疗。

可惜的是，当年全国防治非典仍然是以西医为主：首先是在4月下旬“吴仪指示”传达前，全国前4个月的非典高峰爆发期的治疗，全为西医的“常规治疗”；其次是“吴仪指示”传达后至6月下旬疫情结束期间的治疗，全国多数患者仍接受的是西医“常规治疗”。这期间没有落实“吴仪指示”的原因为两个方面：一是多数西医人员尤其是施治决策者根本不相信中医而故意不用中医；二是体制原因使多数西医院没有中医资源可以随手使用，且俯下身段去外界或民间去请中医又拉不下面子。

那么，2003年之时的“西医常规治疗非典”，是个什么景观呢？我们这里可以用一贬一褒两句话来概括这种“景观”。其贬义话便是：在全世界没有一款西药可以杀灭人体肺部SARS病毒的情况下，西医只能面对患者干瞪眼，没办法——所有死者就是因为这个“干瞪眼，没办法景观”痛苦死去的；而褒义话则是：西医治SARS虽没有特效药，但可以见招拆招，对症治疗：缓解症状，减轻痛苦，提升免疫力，让病人慢慢好转直至康复——所有活下来的患者就是因为这个“见招拆招，对症治疗景观”活下来的。

所有不明白19年前西医治非典景观者可能会发出疑问：西医的“见招拆招，对症治疗”法能治好非典患者，不是很好嘛！我们这里告诉大家：此法非常不好——留下了可怕的“非典后遗症”。

西医搞“对症治疗”，主用两招：一是患者在因SARS病毒感染导致呼吸困难时上呼吸机帮助病人呼吸，二是患者病情恶化时大量使用激素以保护人体免疫力。结果这两招便出现三大严重后果：

1、人工呼吸机的强力助推病肺加剧活动，导致肺体极易形成纤维化——而一旦形成肺体纤维化，人的寿命就只有5—10年了；2、大量使用激素会让人体产生9个副作用，尤股骨头坏死高达70%——而一旦股骨头坏死，人的正常行走功能基本丧失；3、上述两大副作用只要出现一种或两种，人就极易产生抑郁症(凡有中医参与治疗而不用或少用西医这两招者，基本没有后遗症)。

这种“非典后遗症”有多严重？请看五则报道：

——“广东省中医院近日对69名非典康复者的调查表明：非典对他们的身心损害极大，大部分人都有肺部病变等多种后遗症，尤其要引起重视的是，因受歧视而引发的心理障碍，钟南山院士称为非典最大的后遗症——‘SARS后综合症’(2003年07月16日《新快报》)。”

——“北京登记有非典后遗症患者约300人。民间调查显示：80%因病离岗，60%家庭变故。骨坏死、肺纤维化、抑郁，几乎是非典后遗症患者的普遍状态——他们活得艰辛。长期以来，非典后遗症患者生活在疾病折磨和心理忧患中，他们生活在封闭的小圈子里(2009年12月25日《新京报》) 。”

——“摄影师张立洁凭组照《SARS背影：非典后遗症人群纪实》获得了2009年连州摄影展年度杰出艺术家银奖。照片引起了许多媒体的关注。随后，央视《新闻1+1》播出了北京非典后遗症患者群体的节目。这对于这个战胜了非典后却过着“活着还不如死了”的生活的群体，无疑是一次鼓舞(2010年11月7日《摄影谈》)。”

——“非典时期（2003年），全国报告的非典后遗症病例是5000多例，死亡349人。现在，在北京免费治疗的非典后遗症患者仅150人左右。那么，还有多少未能进入免费治疗行列的后遗症患者，他们的境况如何？一份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后遗症患者中重度抑郁症患者达39% (‘39健康网’)。”

——“SARS可以导致肺部纤维化，整个肺部变得象木头一样没有弹性，病人不能自主呼吸而死亡。人类的存活力很强，只要肺部还有一点点功能他们就可以存活下来。但这种存活是短暂的，一旦到了40岁或者50岁，抵抗能力一弱，他们就很容易因为肺部硬化而死亡(2018年6月27日‘健康新闻网’)。”

●让人叹服的敏药轻松治“非典”

在如今的台湾，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商人型药物学家张维懋。此人现年72岁，清华大学分子生物学硕士，台湾大学医学院生化学博士，最新职务为美桦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但身上的头衔仍有一大堆：中华健康关怀协会理事长、世界中医药学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理事、大连博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抚松明达参业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台湾美蔘国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

当2003年3月大陆“非典”猖獗、而又无西药可治的时候，出于药物学家的敏感性和在内地大连、抚松等地开发中药材的历练，当年53岁的他便来到广州，开始与“广东多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恰谈，准备开发出一款专治“非典”的中药药物来。在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非典”致病源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后，他们也携一款广东药物，到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进行检测。当检测效果不佳而灰心丧气时，对方告诉他：石家庄华药集团有一款消毒剂，应该是治“非典”的好药。

他急忙慕名赶到石家庄华药集团。先查看了检测报告，后见到了李德敏。二人均为学者，首次交往的会谈就十分投机。他们首谈的主要话题，就是敏药治“非典”问题。李德敏特别强调：襄阳敏药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款可以直接杀灭人体内各种细菌和病毒的药物。其杀灭SARS病毒，普通办法主要有两条：一是口服药液，通过胃部消化从小肠进入血液杀灭病毒，二是雾化吸入让药物分子作用于肺体病灶直接杀灭病毒；特殊办法是：对于失去口服功能和呼吸困难的患者，就直接实行静脉滴注用药。

张维懋对比他大14岁的李德敏十分敬重，他在夸李德敏“老骥伏枥”的同时，也完全认同李的药理研究意见。为表真诚，他在李德敏亲口示范喝下50毫升敏药的情况下，也畅快试喝了50毫升敏药。二人分别时，李向张赠药5瓶(每瓶100毫升，总重一斤)。

5月下旬张维懋二赴石家庄，与李德敏洽谈合作开发襄阳敏药问题。二人商量的结果是：李德敏以专利技术参股，张维懋以资金参股，与“广东多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三家组成股份公司，合作开发此药。药名，暂定为“长庆牌”消毒剂。而后，张维懋再赴北京，联系检测和批文事宜。没想到这一次，张维懋中招了！

2003年5月26日晚，身在北京的张维懋赶赴为他专门举行的“接风宴”。为防范“非典”，此宴作陪者仅为两人。没想到13天后，“接风宴”主东和一个作陪者双双成为“非典”患者！官方在追查传染源中才知道，另一位酒宴作陪者是“非典”潜伏期的带毒者、且也于10天前住进医院。

“接风宴”主东十万火急地给张维懋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一不幸消息。此时已身在台湾台北市的张维懋，听到这个消息后既吃惊又平静：我现在一切正常没啥感觉啊。

但他又不放心，便到台北最著名的公立医院台北荣民总医院去检查。这一检查，让他大吃一惊！检查报告显示，他是一名“非典”病症痊愈者：SARS病毒抗体呈阳性——只有呈健康态的“非典”病症痊愈者，血液中才没有SARS病毒而只有SARS抗体；且一旦有了SARS抗体，则今生永不再生“非典”之病！

“我什么时候得的“非典”病、又是什么时候治愈了这个病呢？”

张维懋突然想起：2003年6月3日也即“接风宴”过后的第9天上午，为处理岛内事务准备从上海飞回台北。进入浦东机场候机楼时，被查出体温高出正常值0.5度，继而被检疫人员拒绝入内。

这怎么办呢？他当时以为是普通的病毒性流感。但手头没有准备退烧药，返回市区买药又肯定赶不上这趟班机。这时他就想到了在石家庄时李德敏的话和李德敏的药。于是，他从行囊中拿出一瓶药来，100毫升的量一口气喝下去。而后在候机楼外的步行道上蹓跶起来。一个小时后，进入候机楼再测体温：恢复正常。

“啊，我是在感染SARS后第9天发的病；我是在服用您老人家的神药后仅用一个钟头就治好了SARS病”——2003年6月7日晚8时，台湾的张维懋向襄阳的李德敏，通报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三、中国疾控复检认定

在2003年6月15日中国内地实现非典病例“清零”以后，用襄阳敏药防治非典疾病的医疗市场，显然要急剧缩水。基于对资金投入回报率的担忧，张维懋的合作积极性消失。但李德敏出于“自己没有襄阳敏药杀灭冠状病毒报告”的考虑，决定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再做一次复测。值得说明的是：李德敏的这次复测支付了多一倍的检测费用：同时检测了襄阳敏药杀灭两种冠状病毒的效果。

2003年6月下旬安排检测，3个月后的9月30日给出检测报告。该检测报告再一次给出结论：稀释浓度在1:32倍时，能杀灭100%的两种冠状病毒。

检测数据再一次证明：襄阳敏药对SARS病毒，杀无赦！

(2022.7.15日合写于襄阳·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