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字琅诗并琅茶 ——破译罗田“东安王氏”迁徙密码--王洪续

琅字琅诗并琅茶 ——破译罗田“东安王氏”迁徙密码--王洪续 
“琅琊王氏”（亦作“瑯玡王氏”、“琅瑘王氏”，本人建议统一为“琅琊王氏”，以与文学作品衔接），是中华王氏的重要支流，系出“太原王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对琅琊王氏的起源有比较系统的介绍：“翦，秦大将军。生贲，字子典，武陵侯。生离，字明，武城侯。（离）二子：元、威。元避秦乱，迁于琅琊，后徒临沂。”王翦、王贲、王离祖孙三代显赫于秦，特别是王翦、王贲为秦统一六国立下汗马功劳。《史记》称，王翦灭了赵、楚，降伏了百越；王贲灭了魏、燕、代、齐。 
考“琅琊郡”，初置于秦，辖五十一县，汉初一分为二，置东海、琅琊二郡。越王勾践筑琅琊台（今山东胶南西南），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始皇东巡至此，令宰相李斯刻石留念。当时王贲、王离皆随行，又与始皇于此居住三月。其后，始皇迁徙天下百姓三万户于此。 
到了魏晋之际，“琅琊王氏”门第真正确立，王祥（共五子：王肇、王夏、王馥、王烈、王芬）、王览（共六子：王裁、王基、王会、王正、王彦、王琛）兄弟，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强化和占田制的颁行列入士族，其后人依靠祖荫获得官职。王裁为西晋镇军司马，王览之孙、王裁之子王导，字茂弘，先后为司马越、司马睿参军，为司马睿开拓了江南局面。王导从兄王敦，则又为司马睿在江南建立基业扩展了地盘。《晋书》卷九八《王敦传》有云：“（晋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降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琅琊”之“琅”，音láng，形声字，从玉，良声。本义指似玉的美石或青色的珊瑚。又指洁白、华美如玉，如皮日休《奉和鲁望白菊诗》语：“已过重阳半月天，琅华千点照寒烟。”《说文》中称，“琅，琅玕似珠者。”《书·禹贡》中传：“石似玉”，如，“厥贡惟球琳琅玕”。《汉书》中又指门环，如“木门仓琅根，谓宫门铜锾，言将尊贵也。” 
“琅”就本义“似玉的美石”而言，又组成了一系列的名词。如，琅璈（láng áo），古玉制乐器。琅玕（láng gān），像珠子的美石。琅璁（láng cōng），玉相击声。琅疏（láng shū），对窗子的美称。琅花（láng huā），亦作“琅华”，又指琅玕树所开之花，常以美称白花，还特指白玉雕制的花。琅霜（láng shuāng），琅玕树上的霜花。琳琅，精美的玉石，也泛指清脆美妙的声音，如“锵鸣兮琳琅”、“啸咏琳琅”、“琳琅无价”、“琳琅珠玉”。琳琅触目（lín láng chù mù），原指所见皆名流，后指眼前所见都是珍贵的物品或美好的诗文。琳琅满目（lín láng mǎn mù），满眼都是珍贵的东西，形容美好的事物很多。 
“琅”字美好之意，还与圣贤之道的书籍相伴随。如，琅函（láng hán），书匣的美称，又指道书，又犹华翰。琅帙（láng zhì），犹华翰，对人书信的敬称。琅书（láng shū），道家的书，又指史册。琅笈（láng jí），书箱的美称。琅简（láng jiǎn），道书。琅环（láng huán），同“琅嬛”、“琅孉”，神话中天帝藏书处。琅嬛福地（láng huán fú dì），传说中仙人所居多书的洞府。《辞海》、《辞源》说：“琅环”是天帝藏书的地方。清·张岱《快园记》：“如入琅嬛福地，痴龙护门，人迹罕到。”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元·伊世珍《琅嬛记》上卷：“其人笑曰：‘君痴矣，此岂可赁地耶？’即命小童送出。华问地名。曰：‘琅嬛福地也。’” 
这本名叫《瑯嬛记》的书中还写到一代文豪苏东坡季子苏过的一段典故。称：“苏叔党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绿林胁使相从，叔党曰：若曹知世有苏内翰乎？吾即其子。肯随尔辈求活草间耶？通夕痛饮，翌日视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此节也。”苏过字叔党，家颍昌，营湖阴水竹数亩，名“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土，有《斜川集》，能传其家学。《宋词通论》：苏叔党当时有“小坡”之称，他的《点绛唇》作得很秀媚有致，词曰：“高柳蝉嘶，采菱歌断秋风起。晚云如髻。湖上山横翠。帘卷西楼，过雨凉生袂。天如水。画楼十二。有个人同倚。” 
中国古典诗词中“琅琊”常常被引入，有记载的近二十处，如：南北朝·谢朓《和王著作融八公山诗》：“东限琅琊台，西距孟诸陆。”唐·徐浩《宝林寺作》：“兹山昔飞来，远自琅琊台。孤岫龟形在，深泉鳗井开。越王屡登陟，何相传词才。”唐·温庭筠《病中书怀呈友人》：“泮水思芹味，琅琊得稻租。”唐·杜牧《长安杂题长句六首》：“九原可作吾谁与，师友琅琊邴曼容。”唐·储光羲《登戏马台作》：“泗水南流桐柏川，沂山北走琅琊县。”唐·李白《古风其三》：“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唐·孟郊《和皇甫判官游琅琊溪》：“山中琉璃境，物外琅琊溪。房廊逐岩壑，道路随高低。”唐·刘禹锡《吐绶鸟词》：“临波似染琅琊草，映叶疑开阿母桃。”唐·李白《邺中赠王大》：“耻学琅琊人，龙蟠事躬耕。”唐·储光羲《贻王侍御出台掾丹阳》：“高高琅琊台，台下生菌簵。”唐·李建勋《游栖霞寺》：“琅琊冷落存遗迹，篱舍稀疏带旧村。”唐·陈子昂《赠赵六贞固二首》：“昔者琅琊子，躬耕亦慨然。”宋·刘辰翁《沁园春》：“待泥封屡下，蒲轮不至，卖琅琊产，办舍人装。”宋·黄庭坚《瑞鹤仙》：“环滁皆山也。望蔚然深秀，琅琊山也。”宋·严仁《水龙吟》：“对千峰削翠，双溪注玉，端不减、琅琊秀。”元·燕公楠《摸鱼儿·答程雪楼见寄·附见雪楼乐府内》：“早摇落江潭，一似琅琊树。”元·元好问《木兰花慢》：“梦到琅琊台上，依然湖海沈雄。”元·高士谈《朝中措》：“琅琊山色最清雄，心赏待衰翁。”元·马钰《苏幕遮·别子》：“渴饮饥餐增寿算。天助真风，有个琅琊唤。”…… 
破译“琅琊王氏”之罗田“东安王氏”迁徙密码，还得再提苏轼。 
苏东坡与王氏渊源极深，不仅作《三槐堂铭》，娶王氏为妻。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乌台诗案”谪为黄州团练副使，曾多次到城外的赤壁山等地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黄州一位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申请来一块荒地，他亲自耕种，以地上收获稍济“因匮乏食”之急。在这块取名“东坡”的荒地上，他种了茶树。有诗为证：“磋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艺。”“东坡居士”的别号由此而来，“茶文化”亦由苏学士从汴梁传播至黄州。 
宋代以前，茶文化几乎是上层人物的专利，至于民间，虽然也饮茶，但与“文化”几乎是不沾边的。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饮茶作为增进友谊社会交际的手段。作为宋代的文坛宗主、出生于四川湄州的苏东坡，从小生活在茶的故乡自然饮茶；他的母亲笃信佛教，自然敬茶；作为文士，他经常彻夜吟读自然少不了借茶助兴；人以类聚，苏轼的恩师欧阳修、梅尧臣以及弟弟苏辙等均是历史上著名的茶人，在他们的影响下，苏轼懂茶、爱茶，烹茶品茗、研究茶事情有独钟。另外，从峨眉之巅到钱塘之滨，从宋辽边境到岭南海南，苏轼长期的贬谪生活为他提供了品尝各地名茶的机会，并把自己从茶中品味出的人格精神、生命体悟、人生追求、胸襟怀抱以及对大自然之美的感受都投入到诗词、书画中去，并写下了许多论述茶的诗文，茶香、墨香，浸润终生。后人将苏东坡诗中的“欲把西湖比西子”与“从来佳茗似佳人”辑成一联陈列到茶馆之中，成为一副名联。 
罗田县在公元五世纪初梁朝设置开始，县治所在地一直在“石桥镇”，梁、陈时期一度还是义州、义城郡所在地，至公元十三世纪元大德八年县治迁至官渡河（今县城凤山镇）。就地理环境而言，罗田地处大别山主峰南麓，山高林密，气候温和，多为沙质土壤，酸碱适度，宜于茶树的生长，所产茶叶香浓味醇。《新唐书·地理》载：“蕲州土贡有茶，而其茶又以蕲水为特著，蕲水之茶又在山之北山，则今罗田英山地也。宋世以茶税收入大宗，其榷茶实始于此年。五州中心蕲为首，而蕲当又以石桥为首。”《续资治通鉴长编》及《文献通考》亦说，宋时曾在罗田“石桥铺立茶场，造贡茶。”宋季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对此有更具体的记载：“宋乾德三年（965年）九月己卯以度支郎中苏晓为淮南转运使，晓建议榷蕲、黄、舒、寿、庐五州茶，置十四场，以笼其利，诏令设置茶场并设监茶官于石桥铺镇”，“时榷茶于蕲州，凡务一，日蕲口，凡场三，日王棋，日石桥，曰洗马，而统命于榷茶场。”沈括的《梦溪笔谈》对此亦有详细记载：“石桥茶场是宋仁宗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买卖，凡制茶五十五万斤，卖钱三万贯左右。”较之清光绪年间两县一岁之钱粮还多。 
传说，元末南方农民起义军领袖徐寿辉（罗田九资河人），最喜故乡生长于云雾高山茶，每月要饮茶一斤。罗田文人曾为当地茶叶撰联“当户青山藏凤尾，卷帘白水试龙团。”罗田茶树生长在日照短、蔽阴高湿的环境中，饱受云露滋润因而品质优美。经过精心焙制,成品茶色、香、味、形具臻上乘，因而销路甚广。1982年，湖北省土公司举行的名茶和绿茶审评鉴定会上，罗田落梅河产的香茶名列第二。罗田制茶的功夫茶精细，尤重内质。各地每年谷雨前后开园，采摘“一枪一旗”（即一芽一叶）或“一枪两旗”的芽条，以热锅焙炒杀青以手搓条索，再回热锅烘干，一次成品，叶汁外露滚炒成银霜，冲泡饮用色正味醇。 
“琅琊王氏”之“东安王氏”后人王葆心在民国《罗田志稿》中写道：“考蕲州在唐代便盛产茶。《膳夫经》已载其团黄等名色”。他主编的《罗田物产志》中云：“吾县产茶起于唐代，大盛于宋代。”苏东坡的到来，真正把鄂东茶文化从文人化和上层社会推向民间，使之成为当地茶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元丰年间，当时的罗田县令从县城“石桥镇”给在黄州的苏东坡捎去一包“龙团茶”,苏东坡欣然作诗答谢《怡然以垂云新茶见饷报以大龙团仍戏作小诗》：“妙供来香积，珍烹具大官。拣芽分雀舌，赐茗出龙团。晓日云庵暖，春风浴殿寒。聊将试道眼，莫作两般看。”龙团，指宋代用圆模制成的茶饼。太平兴国初，用龙凤模特制，专供宫廷饮用，庆历间蔡襄又制小团茶，以为贡品。 
据《罗田县志》记载，元丰五年（1082年）初夏，苏轼到罗田拜见同朝为官的“琅琊王氏”后裔当朝“枢密副使”王韶的父亲王世规（其族人居大河岸至其下游凤山镇义水河一带，与后来的“东安王氏”均属“琅琊王氏”），在官渡河留下“钓鱼台”（今县城凤山镇义水河）、“东坡井”（今县一中、县武警中队门口）等古迹和著名的《浚井》诗。“古井没荒莱，不食谁为恻。瓶罂下两绠，蛙蚓飞百尺。腥风被泥滓，空响闻点滴。上除青青芹，下洗凿凿石。沾濡愧童朴，杯酒暖寒栗。白水渐泓停，青天落寒碧。云何失旧秽，底处来新洁，井在有无中，无来亦无失。”（——据罗田诗人王哲膑等人考证） 
山野风光迤逦，苏轼此行一路浏览至多云山（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九资河一带）有月余，一路感受民风、体察民情、深入民俗。时逢植树季节，他同山夫栽茶种杏，感受农趣，并对首一棵成年银杏树发出“四壁峰山，满目清秀如画；一树擎天，圈圈点点文章”的慨叹，还手植银杏一株（今存九资河——据中国银杏学会会员丁怀德等人文章）。著名的劳动体验诗《种茶》即写于途中：“松间旅生茶，已与松俱瘦。茨棘尚未容，蒙翳争交构。天公所遗弃，百岁仍稚幼。紫笋虽不长，孤根乃独寿。移栽白鹤岭，土软春雨后。弥旬得连阴，似许晚遂茂。能忘流转苦，戢戢出鸟咮。未任供臼磨，且可资摘嗅。千团输大官，百饼衔私斗。何如此一啜，有味出吾囿。” 
苏轼莅临罗田数十年后，“琅琊王氏”的另一支后裔“东安王氏”迁罗。即，太子晋公五十六世孙“友直”公，于宋光宗乾道年间（公元1165—1174年）从江西省南昌府丰城县白兔玉版冲（亦称“白土墟”），迁至大别山腹地罗田县东安河乡。为不忘祖人，回望江左，王氏命名“东安”。 
有关文献资料记载，江西人大举迁往罗田大约在宋绍兴三年（1133）至宋乾九年（1173），其原因一为种茶贩茶（文献称“投商”），一为逃荒度日（文献称“投熟”）。当时江西隆昌（今南昌）一带水旱灾情严重，饥民倾家外出逃荒。朝廷遂委派大理寺主薄薜季宣来淮西赈济灾民，于归州（今新州县）以东设置22个“官庄”安置南来灾民。罗田原已有江西人定居，灾民便“逐熟投主”而落籍。乾道八年（1172）后，薛季宣移官齐安郡（今黄冈县以北），留江南转运使幕僚张唐卿在罗田县城（今魁山下的旧县畈）继续安置灾民和开荒垦田工作。事毕，张唐卿与罗田县令沈景阳同登县城外的雪崖山寻幽觅胜并摩崖刻石，其字迹至今犹可辩认。 
《东安王氏》谱载：“（友直公）植茶为业，家境渐丰。”王氏族人传说，东安始祖“友直”公，辞别故土长途跋涉来到今天的东安河——罗田境内中等海拔山脉，“高山云雾出好茶”的理想之地。友直公因王氏同宗、堂堂当朝“枢密副使”王韶家族已在罗田大河岸深深扎根，故“投熟”而来、“投商”而生存，在此种茶制茶，娶妻宋氏、汪氏，“琅茶”传说即诞生于此。 
“琅茶”仅存口头传说，类似今天的山间野茶，制法是“先蒸后炽，水火济济”，初看粗陋细闻香馥如兰，生津止渴第一，回甘悠久绵长。按科学的道理讲，“饮茶醒酒”是错误的观点，但“琅茶”却特具醒酒奇效屡屡不爽，倒是个例外。对于“先蒸后炽”，“蒸”，据考是量大的茶农采摘茶叶时蒸之以快速“杀青”，免得发酵使茶汤发黄、发红；“炽”，就是焙茶，也可能是宋代讲的，饮前在火焰上过一下，驱潮并激发出焦糊的栗香。 
友直公寿终正寝后，后人购置了当地上佳的风水大地“虎形山”来安葬他。宋氏、汪氏两位太君辞世后，后人又在三十公里之外的上堡九资河镇境内“笔架山”下购得“凤形”（土名“飞蛾贴壁”）和“蜜蜂进洞”大地，作为她们的茔冢。东安河、大河岸水系一脉地名中关于“琅”的叫法犹存，如“琅亭”、“琅山”。在封建社会没有一定的财产积累，是难得接触堪舆之术寻觅“风水嘉地”来安葬先人的，可见友直公的茶业置办很大。苏东坡鄂东之旅，带动了茶文化在鄂东特别是在罗田的再次兴盛，也福泽了罗田的“琅琊王氏”。友直公生祖一公、祖二公、祖三公，家兴族旺，东安河又流经鲁家河、小河、汤河在大河岸街汇入大河，沿河两岸居住上万“琅琊王氏”，仅明清两朝，在历届科举考试中，共出了六名翰林、十八名进士、二十六名举人、八十五名贡生，他们之中有三位尚书、八位御史、二十位部主事，还有巡府、知府、知县官员超百人，这条河又被称为“进士河”。 
家风相传，文风相继。今天，撒播四海的“琅琊王氏”、“东安王氏”后人，品一盏香茗，吟诵古人诗文，无不从心灵深处回望故土、心仪先贤，并激起续写辉煌的豪情……